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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有一点点转机时，他们便会像美国人去阿拉斯加，日本人去北海道一样，怀着拓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这一点在历史上几经得到证实。他们期待着变革。他们所惧怕的不是洪荒和艰苦，而是使洪荒和艰苦不能得以改变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滞留不归似乎与爱国心相抵触，而且无可否认，大批出走的人多少是与国家有对立情绪的，似乎是对爱国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介意他们一直在奢谈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地球村，但也不必对爱国主义深信不疑，这个概念一直是功过参半的，它使美利坚成了独立富饶的联邦，却使德意志走进过深渊。此外，在政治学上，祖国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祖国是永恒的，而政府是暂时的，当爱国心指引我们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它就格外高洁，当它要求我们去讴歌某一个政府，爱国主义就因为阻止我们挑毛病而埋下可怕的恶果。
其次是生活理想。一个接受过启蒙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再过启蒙之前的生活，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人再也不会重新接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环境。一个每天洗澡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的人，已经很难适应在简易房屋里居住。在空气清新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一个尘土飞扬、痰迹斑斑的污染区，他的神经就不会轻松。一个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在只允许一种生活模式的社区中，将会感到暴躁郁愤。对于那些渴望前一种生活，甚至已经在过着前一种生活的人，让他们回到后一种生活中去，无疑是一种折磨。假如，我们认为后一种生活可以净化灵魂，并且执著于让每一个人净化一番，接受这种折磨，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外边最优秀的人不能回来，而且是里边最优秀的人也将大批走光。
最后是工作环境问题。五十年代，华罗庚曾在世界应用数学界，被尊为“十大”，但他回国后，由于长期囿于闭塞的环境，一切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尽管他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屈一指，但在国际上他和他的国家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就他的个人素质而言，假设他能留在海外，他依旧会是个主领风骚的大家。如果其他归来的人也同此命运，那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灾难。八十年代，陈省身进入应用数学界的“十大”，他曾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在科学面前，陈省身没有给老师留面子，也没有给中国的人才环境留面子，他说：“中国的应用数学等于零。”
我们缺乏的，是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人才开道！”
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年龄汇入出国大潮，那么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如果也出去看看，那我们便需要看看下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我没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如果我们的想法长期不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我们对逐步地改变这种局面不抱什么幻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苏格拉底的前一种方法，换到一个自认为可能被接纳的环境。这样，对我们发挥个人才能，对国家的安定，都有好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士大夫闲居三月，自己的主张不被国君采纳，他们便不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国家，他会驱车行路，周游列国，寻找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或许，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发现一个能使自己感到惬意的地方。即使一切有悖于我们行路前的初衷，但在这个尝试性的岁月里，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时间、体力、精力。即使由于依旧无处容身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那时我们以不是空手而回。只是，我们应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的收获与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成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已决意要走，或尚在犹豫，那么不妨找一个知情人，咨询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手续上，从办理护照到申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的地方大获全胜地干一番，跻身于世界；其二，是根杆在本国的土地上，步步荣升，及至目睹墙外的世界，自己的地位也已立于世界的一隅。尽管这两种方式极不相同，但它们所必须付出的操劳、智慧、勇气、胆量却几乎是相同的，它们最后到达的高度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海外华人倾心奋斗，为的是争得一席之地，国人则是为了争得看世界的机会。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魅力是由健康心境、内在的胆识和自信、沉稳的自制力、好的思维、一定的知识和口才、适当的外部修饰诸因素构成的综合性吸引力。它常常表现为开朗幽默、温文尔雅、对环境的通融忍让。魅力只能经由一段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由于终于有了相当的工作背景，一部分二十三岁的人便开始有了最初的魅力。可以说，这种萌芽的魅力将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光彩。
魅力的释放一般是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一个人衣冠楚楚故然可爱，但假如他的谈吐举止总是不得体，那么他的灵魂就依旧如同裸体行走在街市上，使人忍俊不禁。魅力，在文明社会中是最美的服饰，赫拉克利特说：“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因为，最美的猴子依然不会有一件像样式的文明外衣。
魅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它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一种失败。即使十点钟要上绞刑架，八点钟却依然安详地下棋。迎面泼来一盆水，弄湿了衣服，不过是耸耸肩，坦然地走向洗手间。简居的房间，高朋满堂，尽管是陋室，但它却“惟吾德馨”，而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魅力可以不眨眼地对待这一切，因而使旁观者涌起千般敬意。魅力指点出了人们的真实身份，并把殉道者、罹难者、落魄者，与那些羞耻的失败区别开。如果把“平凡”视作生活的一种失败，那么面对这种失败，魅力便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自育为饱有魅力的人，我们可以抵消这种失败的色彩，我们可以坦然地拿起钳器，走向充满油污的车间，我们照料排泄系统出现了故障的病人，或者身处严寒的草屋，拥衾执笔，写下一般化的诗篇。谁都会相信我们将来会变好，因为世界上没有哪能种持久的魅力会永远滞留在简单而粗糙的生活中。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这种风范，向自己反复重申要作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胜利面前不失态，在失败面前不惊慌，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诗。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准确、完整、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知：许多人，甚至那些确已成功的人，没有魅力。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不修边幅，或者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不自知。假如我们的弦外之音，总是传达出比自己的客观水准高得多的自满，或是比真实水平低得多的动摇，那么周遭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吸引人。相反，不是认为我们在恬不知耻地吹牛皮，就是以为我们在假模三道地谦虚。自知意识的得来，一是靠自己冷静地内省，二是靠观察旁人的眼神（千万别相信别人的嘴巴，嘴巴尽管里面是臭的，但外边却很甜）。自知的原则是，使人感到适度。
自豪：没有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会看不起自己的遭遇、家庭、未来。许多人之所以缺乏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除了看中个人奋斗之外，常常把他的社会背景扔到了一边。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有着不衰的美好回忆，对家庭充满感激，对爱情和乡土有着自豪，对未来和信仰有着健康的陶醉，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会每时每刻地渗透出活力，这种活力会深深地感染别人。自豪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自持：自持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滔天洪水，有着大畏惧的安详和镇定。从就义者不朽的最后时刻，竞技健将们大赛前的恬静，领袖们大战前的从容，伟人们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依旧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