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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成熟的人善于用自嘲为自己的困境解围，强大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自嘲不会使人变得低贱，反而会生成大度和诙谐的魅力。它既是良好的自我认识，又宽广的胸襟。自嘲使人感到潇洒。
这“四自”离不开构建魅力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会有什么魅力，流氓英雄时而显现出的也只是可爱，一种偏邪的美感。即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假使我们迫使他穿上从厕所里捞出的破棉袄，剃光他的头，再把一手煤灰抹在他脸上，我们知道，这下子他的魅力肯定完了。
另外，在使自我感觉得以调整后，我们还需要与环境达成默契，以使魅力得以最后实现。生活中有的人无论在哪一群人中，我们都可以把他们从人群里一眼分辨出来，此所谓“冲破环境线”，它主要取决于内在气质能否透过躯壳和衣着，散发出夺目光芒。他们在任何场合，凡一举手，一投足，所有的言谈话语，全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好地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此所谓“主导社交圈”。实际上，作到这些也并非难事，除却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种种作人方法，只要在社交环境里稍稍把握一下契机，就完全可以拥有这种谈笑风生的魅力。比如，要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给对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要接触对方的目光，显示出我们的自信。要作交谈的中心，但又不时向对方发出诱导性的提问，给受问人以鼓励，而且刺激谈话的继续深入。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及时结束谈话，干脆地道别，做一个让别人留恋的人。当环境气氛围绕自己一段时间并呈现出微微的醉态时，我们要适可而止，别让人们的注意力长久地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免引起嫉妒以及行将产生的过于单调的感觉。
魅力是个迷人的东西，它可以在很多时间里左右人们的判断力，为拥有它的人增加更多的支持者。魅力还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李是个慷慨好施的人，但他的恩泽并没有施于每个人的身上，可是由于他有魅力，人们却乐于竟相传诵他的故事，形成口碑。假如这种口碑崇高肃穆，它就有可能传播得旷日持久。伟人们死后仍有人惦念，正是这种无形而巨大的魅力所至。
女人的魅力主要表现为美丽，这毋须多谈。“追求美”是女人毕生的职业。我们今天的社区文化并没有多少压抑女性形成魅力的因素，问题大多出在男性上。古去今来，培育男性阳刚之躯和健康心理的养分，变得越来越少。今天的文化已不适合男性心灵的成长，因而比起魅力十足的女性来，有魅力的男性则为数很少。无论是从性别到位的情形上分析，还是从仪表追求上观察，中国男人都不能与中国女人相媲美。以致于一位美国佬曾对我说：“中国的女孩子，嫁给中国男人，亏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在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时，一再疏忽了告诫男人们有挺身而出捍卫生活的义务。纵览中西历史和传说，自古至今，中国的女英雄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环境本末倒置，阴阳颠倒，中国的男人需要补课，但我们无法用雌性文化去滋养出雄性血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世界需要热心肠
世界需要热心肠
一九八七年初，沈阳205路公共汽车站务室，一个遭歹徒追杀而前来求救躲避的青年，被包括站长和共产党书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轰出门外，送进虎口。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青年成了贼人的刀下鬼。
同年夏天，在山西长治市，四个在小南关护城河游泳的人，其一不慎溺水，其他三人竭力救助无效。岸上观众超过300人，许多人表示：“不给钱，不帮忙。”当医院主管把2000块钱高高举过头顶时，人群中才涌现出四个雷锋。在打捞上尸体后，四个雷锋先派人把钱点清数够，才把尸首交还。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空军军官、一级飞行员李鹏礼在哈尔滨与歹徒搏斗，现场百余人袖手旁观。最后，这位四次挺身而出勇擒歹徒的侠义军人，失手倒在血泊中，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消失。
九十年代之后，这类报导更是不胜枚举。到处是镇关西，鲁达却很少，打赢的鲁达更少。在这个大读武侠小说的时代，恶霸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另一种怪现象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对弱者十分冷漠，对恶人却献出媚态，显得有些热情，并把这种媚态称之为“侠义”。
上海于双戈盗枪杀人案，曾轰动全国。于的女友蒋宣布，要与于生死与共，于的密友徐，慷慨解囊，协助其出逃。案情公开后，蒋和徐受到大批人的赞叹和支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丑恶和强盗微笑，而这微笑并不能为他们换来什么，可他们习惯了这样作。我想，这大概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即，我没去救助受难者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强盗。这样，他们便可以推托掉行侠的义务。这种人面对贫弱时，却会突然拉长面孔，甚至在其背上狠狠推搡一把，享受一下作主人的快乐。
似乎人们是作坏人不合格，才屈就作了好人的。
究其根源，侠义观的沦丧有着深刻的原因。
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要管闲事，要文明，要忍耐。而教育子女“作一个不可欺辱的好人”的父母，却为数不多，教育孩子“面对欺辱别忘记自己的拳头”的父母，几乎没有（或者又变相为怂恿孩子去欺辱别人）。因此，一个乖张暴戾的少年坏蛋，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发现，只要他敢于大打出手，就没人敢出来干涉。那种对坏人绥靖、却严格限制好人的文化氛围，只能造就看客、屈服者、越来越多的恶霸。邪恶抬头的必要条件，正是好人退避三舍。如果环境不过分要求好人们恪守规则，那么坏人也就不会如此容易生存，好人在冲过来的坏人面前，也就不必只是不停地朝天上开枪，浪费子弹，直至被歹徒掰断所有的手指，成为屈辱被杀的“光荣牺牲”者。好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实施的新《刑法》，有了一个可喜的突破。针对六类正在进行中的犯罪，其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无限防卫权”。即，当我们遇到1。行凶、2。杀人、3。抢劫、4。强奸、5。绑架、6。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防卫限度，置罪犯于死地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因为，在坏人拥有太多自由的时候，侠义救助便使“多管闲事”和“没事找死”之间离得更近。“歹徒是带刀的，而我们却没有”，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最初讨论《持枪法草案》时的论点——不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只允许罪犯持枪，允许公民持枪，等于好人和罪犯一样有枪，于是有了自卫和救人的可能——我们常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好人哪有平时带刀的？这个社会会认为带刀的是好人吗？古时多侠客，大概因为他们有刀，至少在心理上与恶霸先打个平手。
除了束手束脚之外，实施狭义行为还有许多严重的后顾之忧。五十年代为把三个小孩子从火车轮下救出而不幸严重致残的戴碧荣，当年曾誉满神州，但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那位小英雄。今天，她不得不自己去应付终生的残疾，就像是吃了苦果，要独立去面对穷困的生活。我的昔日同事刘宽，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只身捕获了两名持刀杀人犯，被奖以120块钱，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家人终日因人犯亲朋的恫吓而提心吊胆。的确，古时候的侠士在每次壮举中，从未领受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赏钱，但是他们依旧除恶安良，对于一个没有职业、独身云游的人来说，行侠仗义的本身就是满足，就是奖赏。但今天就是今天，如果没有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进行支援，行侠将是一句空话。
此外，在我们的教育中，关于如何有效行侠的介绍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胜利，大多是侠士们用生命换来的，与歹徒搏斗，死的是侠士，下水救人和入林救火，死的还是侠士。这样的牺牲太多了，谁还敢贸然赴死。我们的社会应该作出一些努力，除了教给勇敢的人一些技巧，还要教给那些不敢直接上前去实施救助人一些参与办法，使他们不只是麻木地围观。遇到火灾，我们不是可以打119吗？遇到有人出了意外，生命不保，我们可以拨打120，遇到歹徒可以打110。实际上，我们可以作的事情有很多，在罪犯嚣张无备，全神贯注，打算落刀结果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的性命时，我们可以给他后脑勺一板砖。这时，我们不该放下杂念吗？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个人，他多么想活下去，他有妻子儿女，有老母亲。
嫉恶如仇，应该是我们坚定的信念。一个人不能对恶势力大打出手，本应引以为愧，假如他佯装不见，或许他尚有一丝苦衷，但假如他偏偏还对歹人献上一笑，甚至还在歹人的拳脚下向罹难者补上一掌，那他的灵魂一定会下地狱。
侠义不仅仅只在路见不平时，我们不是常常感到社会不公道吗？可是问问自己，当这些不公道发生在自己周围时，我们作过些什么？像对待自己受委屈时那样大声骂过吗？向受委屈的人伸出过手吗？一块滋生了大量不公正的地方，正是由于那里有着大量对不公正视而不见的人。我们需要大量行侠仗义的人，也需要赞美这些人的人。当然，在芸芸众生中，最多的不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而是普通老百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