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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金钱原本是无罪的。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没有通过加倍的劳动去获得更多一点的金钱，我们便没有机会乘飞机去看看天外，没有机会穿最合体的衣服，以最清洁的体表生活在舒适的家中，我们将失去很多益于我们身心的快乐。当然，假如我们不能洒脱地睨视手里的这些纸票子，我们也同样无法享受宁静的午餐，面临暂时贫困，我们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怕丢失、怕人借债、怕被打劫、怕国有化，我们将成为金钱诚惶诚恐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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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十年里，二十岁至二十三岁这三年，显得比别的时期相对漫长。它内容丰富，充满了小故事。它空白的日子很多，时间被用来幻想。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三天不睡觉，两天不吃饭。这个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和数量最多的彩色照片，也留下了最多的叹息和遗憾——没有与自己喜欢的人多处一段时光，匆忙与另一个人结了婚，而且婚期那么早；当时不该疏远老朋友，还应该多交些新朋友；当时，少点幻想多点尝试该多好；当时真该改行，或者当时真不该改行；当时该看些书——这三年，无数次发誓，无数次毁约，因为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岁月，一切错了都可以重来。那时，我们作错了许多事，但当时还满以为正确，当时作对的，我们却曾怀揣着犯罪心理。我们在行路、争论、观察、总结中，渐渐形成了自己一生的格调，一种风格。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长期贫穷的国家
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
（23岁—25岁）
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一旦他们脱离于整个社会的竞争、脱离于渴求一条通往金钱的道路时，我们则认为他们缺乏精神和雄心。
——W·詹姆士《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
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令人讨厌，又使人同情。如果贫穷不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无论是对于世界或某个国家，还是对于某个集团和某个个人，那都是一种严重的戕害。实际上，长期的贫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屠夫。
不幸的是，中国刚好一个经历了长期贫穷的国家。
在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度，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感到悲愤，因为我们不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环境。在这里，我们没有真正从事过劳动。我们的大多数工作时间是用来喝茶品烟，浏览报刊，谈论与职业无关的事情的，因而大家处在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状态中，又显得合理合情。可是，那些重任在肩的人和许多天才，在劳碌着，却没有获得科学的计酬，白白付出了惊人的“剩余劳动”，而所有坐在流水线旁日复一日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的蓝领工人，他们浸着汗水的劳动成果又因为整个社会各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误而无法使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
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令人望洋兴叹的信息，它们又加重了我们自惭形秽的悲伤。比如，爱因斯坦一本杂乱潦草的相对论手稿，价高600万美元。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拍卖成交价竟高达2250万英镑。而我们自己却是个没有洞房的新郎。
这时，为了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已不得不学会了与社会相融，与许许多多自己不喜欢而又必须交往的人保持适当的联系。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一句话打发掉了与自己不投缘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职业道路上，我们已真正懂得了“钱来之不易”的真正涵义。我们无力如月给父母一些钱，更羞于再向他们伸手求援。有时，我们打算好好孝顺他们，以使他们活得更长久，但却每每因为没有能力而感到不安和焦急。有时，我们又大声骂他们，冲出门外，究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贫困。贫困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我们无法痛痛快快作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至今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在一次次非根本性的婚姻冲突中，我们清晰地察觉到，这些磨擦以及其他使我们总不能在娱乐和自我发展设计中尽兴的原因，总是与匮乏的收入有关。二十四岁，我们已经意识到，贫穷很有可能将是我们终生的生活状态。
远离二十岁那些踌躇满志的日子，少年人的风发意气已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多么不希望未来就这样匆匆地到来。从此，二十四岁的青春变得铅一样沉重，就像戴望舒在《我的素描》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我们一般有三种应付生活的常规方法：第一，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指责他们没有对自己一贯鼓励，没有使自己从小拥有勇气和智慧，抱怨他们没有钱和地位，没有眼光，不善交际。第二，在酒和赌中，排遣愁绪，把从事了不起的大事的梦想和拼搏，闲置于暂时的规避和简单的对垒之中，在烟酒中忘怀，在麻将桌上把在世界上捞点什么的本能转移消化掉。第三，全线退回到生活的小圈子中，满足于一般化的婚姻，在抱怨配偶的拖累时，又倒在她/他的怀里，再不出来，永远地低下头，过那种随遇而安的个人生活。
我们还常常习惯于对贫苦导致的弊端视而不见，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穷困会赐给我们一些富裕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譬如真善美，理解和爱，还有吃苦和节约的精神。我们还认为清贫会带来一个更为干净澄明的世界，能使我们的灵魂因为洗净了铜臭气味而晶莹剔透。
但是，这些都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有消灭贫寒，灵魂才会得到升华，否则它将永远地窒息在生命的底层，昏迷至死。贫困带给人民疾病，而掠走了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不能教给人们宽容和大爱，相反只丢给我们一副狭隘和惊悸过敏的神经，一种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牙眦必报的记仇习性。在贫穷中长大的孩子，一般说来，智力测验都作得很差，而极少数有幸避免的聪明鬼又因为在未来生活中缺乏眼光和大智，渐渐沦为不明不白的凡人。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或数次饥寒交迫，会造成以上的麻烦。相反，这种短期贫困反倒会成为这个人受益终身的经验。它使饱尝欢乐的人，知道没有欢乐是什么滋味，并在他回复幸福之后还会充满同情地回望别的依旧在受难的人们。但是，这种贫穷只是因为它的短暂性，才在人生中显现出意义。如果它长久地伴随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就会像魔鬼一样蚕食我们天性中温良和美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里，早早地死在活尸中。鲍斯威尔在《约翰逊传》中，记叙了约翰逊这样一句名言：“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这是一条真理。
贫困不良，是我的基本观点，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断章取义地把詹姆士激烈反对的金钱观，引以为本篇题记的原因。詹姆士原打算把“赞美贫穷的歌”唱起来，而我却是想用他抨击的对立面，渲染本篇的气氛。本书此部分的中心问题，是消除贫困，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再去解决面对贫困的三个问题：① 如何最终摆脱贫穷，达到相对丰足的生活。② 如果一段时间里不能一步跨出贫困，我们将如何就着贫困，过上健康自足的生活。③ 有朝一日，我们变得富有，那段穷酸的记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几十年来，关于精神追求的宣传已经太多，而且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是流沙和流水，它除了与某种诱引人们逃遁现实的教义一拍即合外，不符合任何一种唯心或唯物的思想。我们需要精神幸福的现实意义，我们只能站在大地上去拥有天空。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之后的两三年里看到环境由于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观，如果我们二十年劳苦的结果还是坐在一张三条腿的破写字台前，我们始终操纵着震耳欲聋的破机器，住在漏雨的陋室里，那么我们就不会对生活和未来怀有明媚的心情。如果总是不能自如地支付舞会、夜场影院、健身房、游乐园的门票，我们就会觉得青春的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就会觉得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正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享有精神，我们必须学会追求物质幸福，使自己的生活基准超过平均线。如果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没有沉重感，我们的一生就有可能永久地潦倒下去。别为自己过去没有培养起成年人的健康心理而胆怯。这个年纪，为了成功而稍稍调整一下步履，还不算晚，也不算太难。一切只要我们敢于去作。
▲ 作成两三件小生意，比沉迷于一桩天方夜谭般的伟业要聪明。因为，现实的目标会带给我们收益，不现实的目标，无论多么诱人，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九九○年春天，刘从长沙打来电话，说他结识了毛泽东的一位表侄。这位“国侄”手里有5000万人民币，正在寻找贷款客户。如果帮他找到客户，经纪人可得到5％的佣金。我告诉刘，且不说紧缩政策下处处缺少资金，找不到要钱的公司实属玩笑，就是这么大的数字掌握在私人手中，也足以令我们生疑。然而，刘初操生意，并为250万佣金所吸引，所以依旧南北奔忙。十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