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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明白毕何以要从广东中山的那家机械公司辞职，跑到北京来。一九八九年前后，他的薪水降到了最低点，更不用谈发财。
二十五岁之前，我们应该学到一种本领，要在来去不定的急风中，牢牢站定，对自己已在从事的事业怀有一颗热烈而不动摇的忠心。在自己的码头，寻找自己的船只。
▲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中国，一块极其特殊的大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钱去购买移动电话、汽车、住宅。在这里，地位就是财产的变算单位。
我尚且天真的时候，曾经在心里觉得父亲的活法儿太亏。时至今日，他和母亲的积蓄也不过只有50000元（当然，这是养家和捐助的结果），家庭用品折算起来不过18000元。而我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挣够了父母一辈子攒下的钱。不过，我现在不那样想了。父亲是军人，他的地位可以使他在京城拥有120平方米的住宅，仅以7000/㎡计价，总价就高达84万元。他每年身体检查和医疗花费全部由空军负担。如果他不属于那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他还可以像离任前那样使用汽车。所以这一切加合起来，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父亲为空军装备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赢得了这些变算过来的财富。
D·艾森豪威尔在给岳父尼克松的一封信里感慨说，在美国，投身政府职位，“搞政治是一种牺牲”，特别是对个人生活而言，政客不可能像企业家那样，得到大批财富，而其公用配置和私人所有权之间又是井水不犯河水。在那些富有的国家里，其政府人员的富裕线，通常是偏低的，可是在中国却常常相反。实际上，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岗位干部，如果把国家给予她/他的方便和待遇折为金钱，她/他的生活就将比普通人好得多。他们只是在帐面上比摊贩和沿街叫卖的手艺人少几十块钱。
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消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作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作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作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作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二十五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可怜巴巴的钱袋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作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一九八七年盛夏，我在北京西单商场大宝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映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买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给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作更多的不该作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一起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二十四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作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作助手，对于女人来说犹有现实意义。女人在大约在二十三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二十四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作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作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作“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一九九零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作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份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