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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中，我们无须讲话，却也并无尴尬，风云中体验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发现，那是我们宣泄不满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对方执迷不悟，我们操起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在游戏中，我们掏出五分硬币做赌注，享受一下意外收获的刺激，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过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的生活情趣。
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一辈子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这些人常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左派的角色，因为单调的生活，曾造就了他们简单的头脑。他们迟迟没有获得现实感和宽忍心，并在尚未真正认识生活的情况下，仇视生活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和将来都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对别人多几分宽容，自己就多了几分成熟。不过，十八岁是刚刚从童话世界中苏醒的年龄，过去十几年的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视为敌人。殊不知，对社会问题的极端化认识以及个人行为的极端化，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十八岁时，我们开始对过去熟知的事物，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审视。我们往往因为发现了一点瑕疵，便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发现教育过我们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挑衅拨开他们的双眼。我们不再把父母当为先知圣人，他们不仅仅是有错，简直就是误国误民的罪犯。我们暗地里奚落老师，直呼其名。前辈理论如果和我们的空想不一致，便会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可触知，一变成为了精神寄托。像一九八四年的电影《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远远不能使九十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