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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激。在《 画梁春尽落香尘 》的序言里，刘心武说：“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0，另一眼视力仅0。1，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在《 讲述〈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红楼望月 》）中则说，自己在1954年十二岁的时候就购买了初版《〈 红楼梦 〉新证 》，虽然“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但“我要感谢《〈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不是别人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 红楼梦 》，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 红楼梦 》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 红楼梦 》的真故事来。”
邓遂夫生于1943年，本是四川省自贡市歌舞剧团艺术室创作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涉足红学研究，后来出版有《 红学论稿 》、《 草根红学杂俎 》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等。大概由于邓先生是四川人，又搞文艺创作，颇有一点“才子”的个性。周汝昌为1987年出版的《 红学论稿 》写的序言中这样说：
我平生的红学学术交谊中，老一辈人最少，多数是中青年人——至今不曾识面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我喜欢他们不像年纪大的人那样僵化，对事物的洞察、感受要敏锐得多，而且目光犀利，思力精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新的见解。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遂夫同志是这一批青年学人中的一个，也是文字修养、表述能力较高的一个。但我与他相识很晚，相识后的来往也不多，仅于红学年会中晤面，并看到他提交的论文，由此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我不想虚致谀词，我是说，如果遇有“伯乐”见赏，给以较好的客观条件，加上他主观的虚心磨练，他会做出相当可观的贡献。
据我的浅见，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
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境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
在为2000年出版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写的序言中，周汝昌又这样说：
与遂夫因红学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 曹雪芹 》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
……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
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
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
……
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
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
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
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
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
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
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
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
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
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
往往是一些民间的颖慧人士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本质的体认超过了专业的“红学家”，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人间红学”之理据所在吧。
宋健生于1963年，在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工作，兼职宝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天津地方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积累。从1990年以来与周汝昌有通信来往，周汝昌给宋健的第一封信署1990年4月17日，是答复宋健为《 天津文史 》向周汝昌的约稿信。其中说：“宝坻旗营，是正白旗无疑，因是定制。以前，我只与丰润籍友人谈论（ 王家惠撰文说他手中有周汝昌给他的信八十余封——引者 ），未想到宝坻也有曹家村，且是满洲旗人之聚居处，大喜！请您务必再多下功夫调访研索。……宝坻之曹氏人，其面型大多数何似？有共同特征否？（ 如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