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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民国日报·图书 》副刊里得读大作《 曹雪芹生卒年 》，我很高兴。《 懋斋诗钞 》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 东皋集 》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 红楼梦 》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
匆匆问好。
下面署姓名与年月日，是“胡适”和“卅六，十二，七”，“卅六”就是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不过，在此后又附有一句话：“匆匆往南边去了，这信没有邮寄，今天才寄上。”后面又署“卅七，一，十八”。
这封信的第一段称周汝昌发现《 懋斋诗钞 》是“大贡献”，对周汝昌根据诗集中诗的编年次序推测曹雪芹卒年癸未表示赞同。信的第二段则对周汝昌推测曹雪芹享寿四十岁仍持异议。周汝昌在文章中说：“依了敦敏的诗题判断，雪芹决不是敦敏的先辈。如果不是年龄相等，便也相差无多。因为敦敏总是直称雪芹的字号，或加一曹字，又称作‘君’，这都不是对年长先辈的口气……敦诚挽雪芹诗开头说：‘四十年华付杳冥’；胡先生依此而推断雪芹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六年（ 公元1717年 ）左右，我以为不免太早了些……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胡适的信之第二段说的“第一”和“第二”两条，就是针对周汝昌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
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了。
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
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 红楼梦 》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
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 红楼梦 〉新证 》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 红楼梦 》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 石头记 》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
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 石头记 〉会真 》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
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初入燕园足风流
1与胡适的“一面缘”
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巨大推动力。
胡适生于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
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政院长。”胡适笑着说：“我希望另觅他人。”蒋介石说：“或者由我当总统，你担任行政院长？”见蒋介石态度如此诚恳，胡适很感动，说：“让蒋先生决定吧。”① 而周汝昌，此时不过是个学程坎坷，年华已老大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胡适与周汝昌的地位、年龄都如此悬殊，却在曹雪芹的生卒年这样一个纯粹考证性的学术问题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因缘。对周汝昌来说，其高兴、振奋是可想而知的。从1948年初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后，周汝昌就进入了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亢奋状态。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① ，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由此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最后一封信，整整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九封信，而胡适回了六封信（ 也可能是七封 ）。在《〈 石头记 〉会真 》中，除了可能亡佚的一封胡适信以及新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馆发现一封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给胡适的信外，来往信件全部可以看到。
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印象和结论。
一、周汝昌对胡适十分尊敬和感激，胡适的回信确实促发了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极大热情，并让周汝昌立下了献身红学的最初志愿。
周汝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开头一段这样说：“谢谢您给我的信（ 原函见《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 红楼梦 〉考证 》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 红楼梦 》，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写的第二封信开头则云：“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而邪说怪语才可以消灭无形了，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
由“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这是非常真实的夫子自道。“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也已经宣示出先做作者的考证工作，再深入小说文本内容（ 思想、艺术、文化等 ）的研究路线。而这就是后来红学界延续多年的“红学”与“曹学”关系的争论源头。
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周汝昌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再向胡适陈述自己看法的根据和理由，希望说服胡适。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曹雪芹是否能赶上“曹家的繁华”，进而影响到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的“自传”程度是多还是少、强还是弱，当然也就涉及对《 红楼梦 》的作者认定、成书情况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等问题的认知。
三、周汝昌比胡适更坚决、彻底地相信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有强烈的“家史”和“自传”性质。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周汝昌就说：“也许先生会笑我傻，把小说当年谱看。其实平伯先生早就这样‘傻’过的。我觉得他排列年表的结果很好，同时这也是讨论《 红楼 》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办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 红楼 》从头翻过一下，凡是有关时序日期和年龄的句子，都摘录下来，列成一个长表，才发现此书叙时叙事的有条不紊，首尾吻合，‘科学化’的程度，实在惊人！除了一二处不重要的小参差，无不若合符契。”而胡适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