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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
四、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胡适和周汝昌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 石头记 〉会真 》中，周汝昌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胡适信后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因为胡适当时给我的信为编者赵万里先生刊在报端，所以我的回答也只好用信札的形式。胡适见此文后，再与我来信，后附‘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胡适在雪芹卒年问题上，最初是接受我的论点的，但他到最后影印‘甲戌本’作文时又‘回到壬午说’了，亦即仍然回到了他的老说法上去，认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理由却只是因见有人歪曲《 懋斋诗钞 》，说它‘并非编年’，便也说‘我看不是编年’云云，表现出不去认真核考、不肯服从事实的态度。至于生年，我一直在问：凭空里让雪芹‘多活’上五年，这算什么‘考证’呢？我排年表的办法，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它说明了正好差出一个‘五年’来，这难道不值得思索吗？”
五、胡适慷慨大度地把珍贵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借给并不识面的普通学生周汝昌，周祜昌和周汝昌兄弟“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表现了双方为追求学术而毫无私心的高风亮节。
周汝昌在抄录副本后，致信胡适说：“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
而胡适则回信说：“我读了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读这些往返来信的词句，真让人联想到《 红楼梦 》第五回《 乐中悲 》曲子中赞美史湘云的句子：“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六、由于看了胡适惠借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使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通行的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别感受深刻。因此确定了周汝昌此后从事红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周汝昌认识到，恢复曹雪芹真本原貌，作版本研究是最重要的红学工作，因此将“《 石头记 》版本学”确立为“曹学”之外红学的另一个基石。
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说：“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作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亚东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信 ）“对集本校勘一事，先生既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情词恳挚，我尤感高兴！此事诚为笨重之工作，但实不能因其笨重即畏难而止，一任搁置下去。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但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先生出始为一廓。然而二十年来，附会索隐势力，不但未尝打倒，反而有增无已。在索隐等书之后，寿鹏飞的《 本事辩证 》、景梅九的《 真谛 》，都为该派张目；现在居然又有新生的《 发微 》！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 ）
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生序本《 石头记 》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
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到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胡适作为一个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当然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
胡适在给周汝昌的第一封信中所谓“匆匆往南边去了”，是去南京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如1947年1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向北京大学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美教育基金协定”的基金董事会，按照协定，美国二十年内向中国提供教育基金二千万美金，每年拨付一百万。对这笔资金，当时有人认为是“文化侵略”，而胡适认为对中国教育有好处。12月1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召集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会议，中午朱家骅招待，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宴请，夜里外交部长王世杰又到胡适寓所说“蒋主席准备请你出任行政院长……”12月16日启程回北平，胡适在这样繁忙的政治性生活中还关心红学的学术考证，也的确显示出其学者本色。
1948年2月3日下午2时，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邓特因负责《 奔流 》壁报言论激烈，被几个特务绑架而失踪。2月7日，华北学联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示威大会。2月14日深夜，学生代表杨翼升等四人为邓特失踪事件到胡适家。胡适回答学生代表说：“关于同学被捕的事情，我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我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胡适的四个原则《 纽约时报 》作了报导：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罪轻则保释；罪重则请求移交法院办理。
学生代表对胡适说：“胡校长只周旋于权贵，实在损教育家的面子。”胡适回答说：“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不能叫‘非法逮捕’，政府在法定限度内，可以执行某种职权。”学生代表说：“胡校长实有默认政府非法行为之嫌。”胡适回答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是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1948年3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二处袁维扬寄给胡适一篇剪报文章，题目为《 胡适的胡说 》，作者不知是谁，署名“怀湘”，发表在《 群众 》周刊2卷6期。这篇文章很长，对胡适作猛烈抨击：“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等到他当过了驻美大使又当了北大校长，并且参加了伪‘国大’，他被延揽了。称赞伪宪法是‘民主’了……他当了北大校长，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了，会说：‘这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胡适读了这篇文章后心情很不好。而本月北大训导长贺麟要辞职，自费生缴不起饭费，作为校长的胡适简直焦头烂额。
1948年3月24日胡适去南京，参加3月25至27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五次年会，胡适担任“人文”组审查会召集人，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中国文史学院士；另外还出席3月29日至4月30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就是在这时，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
就在胡适于南京开会期间，北大校园已经颇不平静。邓特、孟宪功、李恭贻等同学被非法逮捕事件仍然没有了结，3月29日，数千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和三院西斋，阻止晚上校区的竞选火炬游行。同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宣布华北学联是共产党的机构，勒令解散。
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给胡适写信说：“您正在兴高采烈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所允许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