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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给胡适写信说：“您正在兴高采烈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所允许的诺言。”
北大教师郑天挺也给胡适去信通报情况：讲助会为争两袋面粉，准备罢教；特务闯入北大撕毁壁报，捣毁社团工作室，学生酝酿罢课。
4月6日，北大教职工罢工罢教，学生罢课支援。4月11日下午二时，大批右翼学生自弓弦胡同向西游行，在沙滩北大门紧闭的门前，唱“国歌”，呼口号，乱喊“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用携带来的石块向红楼投掷，砸碎四楼的玻璃。后来又闯入东斋，捣毁了吴恩裕教授的住宅。吴恩裕后来也是一位考证派的红学大家。
胡适参加“国大”后，陈之藩给胡适写信，说：“对您入世的精神，愈感钦服，既不想望周作人的新村，也不想望鲁迅的乌托邦。几十年来，先生依然是从地下建造天堂，而且总是那样洋溢着乐观气氛的。”对于北大的学潮，陈之藩说：“政府不能那么胡涂，把学生全看成共产党。”
1948年4月19日，胡适出席“国大”选举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但第二天中华三育研究社的苏醒之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在中山大学500多个学生和中西教授中作了一次选举预测，得到的“投票”结果是：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60票、居正6票。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12月15日下午六时三刻，胡适江冬秀夫妇到北平南苑机场，是傅作义派部队护送，因此时北平市内到机场的道路已经不畅通。飞机起飞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苑机场。
胡适飞离北平后，留在北大的季羡林想起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心想不如改成“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礼炮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礼炮”和“含笑”真富有“春秋笔法”的意蕴。
12月18日胡适在南京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正在思索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
1949年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6日，胡适登上总统轮前往美国，受蒋介石委托去活动美援。
上述关于胡适的行踪活动可参阅复按《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 胡适作品集 》、《 胡适的日记 》 （ 手稿本 ）、《 胡适书信集 》以及《 胡适大传 》等胡适研究著作。
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胡适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事《 水经注 》的考证研究。如1948年1月某日，梁实秋来看胡适，胡适打开书柜，向他展示搜集的研究资料和手稿。梁实秋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 庐山游记 》，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 水经注 》，是否值得？”胡适回答说：“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5月24日，胡适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我还在玩我的《 水经注 》，有时候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自己工作！ ）”
胡适给周汝昌的六封信基本上都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写的（ 其中第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十二月七日，但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一月十八日才发出 ）。下面将胡适的最后一封回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 ）录下，也可以看出胡适当日虽身处社稷沧桑颠沛倥偬之际，仍然葆有一份关心学术的兴趣和帮助后学的热诚。
谢谢你的长信。
《 四松堂集 》，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
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 红楼梦 》的掌故。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钞读了。
刘铨福是北京有名的藏书家。叶昌炽的《 藏书纪事诗 》有专咏他的诗，其注语可供参考。
你有好弟兄，最可欣羡。你下次写信给你令兄时，请代我致意。
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这封信是回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写来的长信，信中主要谈《 红楼梦 》的曹雪芹真笔被程高本篡改而导致“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谈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收藏者刘铨福，并向胡适请求帮助找关系到故宫查阅文献等。胡适第二天就写回信，可以想见当时胡适在多事之秋及时处理来信的积极的生活状态，从容不迫的意度风神。
而周汝昌收到胡适的回信后，也只过了四天就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商借《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并且抄给胡适两首自己写的词，“因为可以代表我对《 红楼 》的看法和认识”。这是周汝昌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再过一个多月，胡适就永远离开了北平。在这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周汝昌是这样写的：“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天道乍寒诸，祈为道自重。”
可以看出，周汝昌是一个满心满意痴迷于学问而对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热情的青年，真有一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劲。他对当时的那些轰动激动的政治活动和游行示威等，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敬而远之，只自己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考索追求。他对胡适充满了敬仰，当然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并和胡适发生冲突的学生完全不同。而这又和前面提到胡适所说“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的人生观有契合之处。虽然胡适并没有与周汝昌交换过这方面的思想，但应该说，两人有限的交往中是会有一份无形的呼吸交通之灵犀心感的。
不过，胡适虽然不失学者本色，实际上却是相当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他已经是“过河卒子”，是历史沧桑巨变中的重要角色。
而周汝昌，则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巨变中的局外人，一个于时局无足轻重也从不想自己有什么“轻重”的普通大学生，一个把绝大部分心魂精神都投注到曹雪芹和《 红楼梦 》研究中的“读书种子”。他已经在这个文化课题上感受到一种另外的历史使命，感觉到自己负有为曹雪芹洗冤去蔽，为一部事关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伟大经典刮垢磨光的历史使命，比起那些乱纷纷的政治是非来，这自有其远为不朽的价值。
所以，胡适和周汝昌，这两个人之间的同与异是颇有文化意蕴的一件事，是值得深入发掘的一件事。俗话说缘悭一面，而胡适和周汝昌，虽然在一年中鱼雁传书多次，真正的实际接触则只有“一面之缘”。
这一面之缘，周汝昌晚年写有几篇回忆文章，其中以《 我与胡适先生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 脂雪轩笔语 》）和《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天·地·人·我 》）两篇说得比较详尽。根据这两篇文章的回忆以及二人通信日期的考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
胡适约见周汝昌，据周汝昌后来推断，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二十七日。
会见的具体情况，周汝昌的回忆是：由赵先生（ 指赵万里——引者 ）的感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时在场的，只有胡适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辞行，他拿出一本《 胡适论学近著 》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实际上，这一次见面还拿到了甲戌本《 石头记 》。周丽苓于2005年8月2日给笔者来信说：“以前父亲记忆甲戌本是胡适托孙楷第送来的，那胡先生肯定会先通知父亲一声的，所以总认为这中间丢了一封信。这次我和伦苓把两人来往所有信函互相对照，判断事实如下：即父亲六月四日给胡适去信要求借书，六月二十七日到胡适家当面借到甲戌本，径直带回咸水沽，然后录副……倒是觉得十月二十九日后少了一封信，因为找不到借到大字戚序本和归还《 四松堂集 》时间的书面证据……胡适的信，现在我们只是以所取得的实际信函数为准——六封。父亲原来回忆孙楷第送书、包书的报纸等实际上是送的戚序本而非甲戌本。”
周汝昌对胡适十分感激，但不是因为胡适借给他《 胡适论学近著 》，而是因为借给他红学珍本古籍以及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周汝昌说：“不知何故，此书（ 指《 胡适论学近著 》——引者 ）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我感念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