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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后，又续上了一个“end”（ 结尾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后来又建交。周汝昌收到了James Pansons的来信，是代阿释写的。信中说阿释的眼睛坏了，不能写信，James自己出身农家，仍然健壮如昔，说阿释十分希望周汝昌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英译《 高僧传 》。随信还寄来了当年周汝昌赠阿释的两首诗的复印件，说阿释一直把这两首诗悬挂在自己的床头。
不过此时周汝昌搞了大半辈子红学，年龄已渐老，眼睛、耳朵又都已严重受损，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大洋彼岸的热情邀请了。再往后，就听说阿释病故了，说他一生未婚，只收有一个义女。阿释的确也是一个与世俗乖忤的畸士奇人。周汝昌记得与阿释分别的“最后一面”，是1950年在北京前门一带的某处共进晚餐，同席的还有中国学生蒋希文和法国留学生于儒伯。于儒伯是个京戏迷，在席上把毛巾搭在袖口，当京戏演出中的水袖，摹仿戏中人举杯饮酒，口中说“干”，兴高采烈。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的分别时刻到了，周汝昌与阿释拥抱作别，依依难舍。谁知从此就水远天长，各在天之一涯了。
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和钱锺书的因缘。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周汝昌年长八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邻，周汝昌读西语系，也有在清华读外文的朋友，朋友经常向周汝昌提起钱先生。而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阎简弼，也和周汝昌是忘年交，向他推荐钱锺书的《 谈艺录 》。周汝昌从哲学系教师吴允曾处借得该书，读之深感得味。后来又读到《 围城 》，周汝昌却不十分欣赏，对其中的“机警”、“俏皮”、“幽默”，认为“终是南士之风流”（ 这句话是周汝昌“甲戌元夕”即1994年2月某日给笔者的信中提到的 ），缺乏“气质坚刚”之真伟大。但对钱锺书淹博的学问和纵横的才气，当然还是很佩服的。
有一次在清华友人的帮助下，周汝昌听了一次钱锺书的课堂讲授。钱锺书那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讲课的潇洒风致，真是名师风采，让周汝昌大开眼界。1948年秋，周汝昌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 西风颂 》），一时兴起，就把这首英文诗翻译成汉语，用的是《 楚辞 》的“骚体”。清华友人读了很佩服，就拿去给钱锺书看。钱锺书从此对周汝昌青目有加，二人有了交往。钱锺书曾在一封写给周汝昌的信中褒奖赞叹，大意是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钱锺书甚至邀请周汝昌到家吃了一次晚餐，由夫人杨绛治馔，其中有盘烹大虾，那美味始终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回到宿舍，感动而赋七律一首。此后钱锺书和周汝昌曾唱和七言律诗多篇。可惜经过浩劫，这些作品都片纸无存，化为云烟了。但周汝昌还记得，钱锺书给周汝昌回信，称赞他押韵“如土委地”，自然浑融，无勉强拼凑的痕迹。
周汝昌又想把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 》译成英文，对其中的几个外国人名不甚了了，无法查对原文，就写信向钱锺书求教。钱锺书回札，有的指出即是某某，有的回答自己也不知道，十分坦诚。
为了考证文史，周汝昌经常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借书时要填写借书卡。有不少清人诗文集，周汝昌发现借书卡上已经有一个签名，有人已经借阅过，就是钱锺书。例如顺治、康熙时期顾赤方（ 顾景星 ）的《 白茅堂诗集 》，在书眉上还有墨笔批注，那笔迹一望而知是出自钱锺书之手。
周汝昌还对钱锺书的著作提出过意见。有一次，他带了一束读《 谈艺录 》后写下的意见，去拜谒钱锺书，钱锺书把那一束意见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当然没有当着周汝昌的面立刻阅读。至于后来《 谈艺录 》的修订本中是否吸纳了这些意见，周汝昌说他后来再没有阅读过新版《 谈艺录 》，不得而知。
还有一次，二人谈起了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锺书对周汝昌说，神韵是确实存在的，并不是玄虚的，只是有人领会不到而已，例如我的servant（ 佣人 ），就无法理解什么是神韵。周汝昌想，钱先生的意思是说能否感到神韵的存在，乃是一个人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文化的类似概念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研究。
作本科毕业论文时，要把陆机的《 文赋 》翻译成英文。在论文前言中，周汝昌提到钱锺书为林方庆英译《 离骚 》所写的英文序言，把《 文赋 》译成A Fu…poem on Literature。周汝昌觉得Literature涵义有点过于宽泛，认为不如译成…on Writing —— 因为《 文赋 》的本来意思是讨论“为文之得失”，也就是写作经验心得。这时周汝昌还不认识钱锺书，但周汝昌在清华的另一个学友唐稚松，出于好意，把这篇文章的印本送给了钱锺书。显然，周汝昌对钱锺书译笔的“异议”，也并没有让钱锺书感到不快，因为后来的赞赏乃至请吃饭都能说明这一点。
周汝昌在晚年对自己后来没有在英文方面做出更多成绩颇为感慨，“可怜外语枉修行”。但对自己当年的英语水平，还是颇有一份自豪感的，曾赋诗云：“卷纸疾书六十篇，洋文口手似流泉。包师青眼惊人语，今日应疑是妄传。”
后来周汝昌的主要精力都投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所身处的环境也在华文世界，外语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所谓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吸欧风美雨”，但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差异距离。周汝昌对自己的英语修养有很实际的评价：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但实在又不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