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罢，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与‘入微’的‘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账已极、笨劣无比的‘扭捏’！难道我们容忍叫我们的伟大作家受这样的污蔑糟蹋，还让那样拆烂污的本子照旧流传下去，散布毒素，惑乱听闻么？”
曹雪芹原著和高鹗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存在深刻高雅和浅薄低俗之别，把这种区别解说清楚，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但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又首先必须明了作者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文本流传的基本情况。因此，《〈 红楼梦 〉新证 》没有也不可能把重点放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主体内容是对作家的生平家世、《 石头记 》版本和脂批等背景基础的考证。
周汝昌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这一节的结尾一段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和宗旨：“正确的了解曹雪芹的文章风格、文学技巧、作书意旨，然后再去细读全部《 红楼梦 》，则认识才能正确，才能深刻。关于前二者，风格与技巧，在这样一篇绪论里，也只能一提，无法细列。而后者作书意旨，包括了全书的写实性与自传体，这更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尽，而是这部整个考证的使命了。在这一方面，历史考证便成为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深刻认识的指南针，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
因此在接下来的“引论”第三节，就是“科学考证的必要”：
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然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独特性上。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我们于一上来便已再三强调考证的必要，这似乎是絮叨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抗议说考证是不必要呀！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承认考证的必要，但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我们对于这个必要的程度，印象上还是模糊的。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作考证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也是后来引起红学界持久不息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句话，《 红楼梦 》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特点。而“自传说”肇始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敌人胡适，这就使得周汝昌这个本来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的学者，使他的红学研究，从此陷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政治纠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演变，周汝昌的命运也变幻莫测，时“红”时“黑”。
确定了《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性质，自然的逻辑结论是：只有把这个大背景彻底弄清，才能达到小说的本质。因此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就是具体而细微地展开工作。
第二章“人物考”共分四小节，将曹家从始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畹讲苎┣垡还擦募易迨老狄约啊凹该徘灼荨钡南喙厝嗽倍甲髁瞬牧系乃鸭槟砂沂帷６庵挚贾さ囊桓龈咎氐悖褪墙∷抵械募旨摇⑹芳业扔肜飞系牟芗摇⒗铎慵业然ハ嗔灯鹄矗∷涤肜凡位ス郴舜俗糁ぁ！ �
作考证，搜集资料是基本的，费时费事费力，这在电子传媒未曾发明普及之前的纸媒时代，更不容易。不过搜集资料毕竟还只是一种“笨功夫”，只要有耐性坐得住冷板凳，勤于访求查证，人人皆可为之。当然事实上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下不了这种功夫，所以搞考证的人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写《〈 红楼梦 〉新证 》，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背景，在写作过程中，周汝昌共查阅了近千种书籍，他读燕京大学时正值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燕大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十分丰富，他当时做起来，当然下了不少功夫，但应该说也不是十分困难。换一个人，这个工作也不是不能做。
周汝昌考证的独特性、个性，或者说除了周汝昌，换一个人就简直不可思议、无法成就的，并不是这种资料的搜寻归整，而是对搜寻到的资料作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考证”两个字的本来意义。考证功力的强弱高低，主要从这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可不是“笨功夫”，而是对考证者学识、才情、悟性等综合能力的全面检验。周汝昌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远远胜过了其他的考据性专家。
这在第二章“人物考”之第二节“迷失了的曹宣”和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得到最有趣的体现。
乾隆元年至九年奉旨刊行的清代官书《 八旗满州氏族通谱 》中说曹玺生有二子，分别叫曹寅和曹宜，后来的《 八旗画录 》说“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周汝昌通过对清宫奏折档案等材料以及诸多清人诗文集的深入考察，发现曹宜的生卒年代和其他一些提到他的材料对不上：“‘曹宜字子猷号筠石’的这位先生分明是死了，不该到雍正十三年（ 1935 ）乙卯还在作‘护军参领兼佐领’的官，并且还受诰追封他的祖父曹振彦为资政大夫，妣氏欧阳、袁氏二祖母为夫人……有了这样的硬证据，我们才敢判定：曹子猷万万不就是曹宜。”
接下来的推理，周汝昌发现了一个被历史烟雾尘埃遮蔽的秘密：其实曹玺应该有三个儿子，除了曹寅和曹宜，还有一个曹宣，他才是“字子猷，号筠石”的曹玺次子，而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的曹睿浔旧甘遣苄皇遣芤恕Ｕ庵挚贾げ唤鲆愿髦质妨献飨感乃蜒啊⒈瓤保剐杈弑阜岣坏墓糯幕兜鬃樱朴诹耄しⅰ傲楦小保圆皇墙欢阉啦牧献餍问铰呒虻ネ评淼摹八揽贾ぁ彼鼙饶狻Ｈ绻赜诓苄耐瓶迹骸 �
我忽然想起根据子猷的“猷”，逆推出曹二先生的名子（读者注意：这里用“名子”而不用“名字”，是为了区别“名”和“字”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引者）来。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曹家上世都是双名，自从康熙把尔玉误写成“玺”，改了单名，他这一支就沿了下来，都是单名，直到雪芹还是单名一个“霑”字，曹二先生定不例外。第二，从“寅”、“宜”看，这一辈排的是宝盖部首。第三，这个“宀”部的字必然和“猷”字有经典字句上的关合。我和家兄缉堂（指周祜昌——引者）讨论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不想十分钟以后，他就找着了曹子猷的迷失已久的名子：“宣”。
这种逆推的办法，虽然透着新奇大胆，可靠却是十二分可靠的，因为我们有无可动摇的根据：《 诗经·大雅·荡之什 》，第三篇《 桑柔 》，第八章里说：
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这里“宣猷”二字，正如第一节所因《书经·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两句是曹荔轩名字所由来一样，就正是曹筠石名字的真出处。……“宣”是宣布表现，“猷”是政谟或主义，梁朝有“宣猷堂”，后来“宣猷中外”“宣猷布政”都是常用的字眼了。与“猷”字有现成关系而又是“宀”部首的，只有这个“宣”字。我们绝对可以大胆地，但很安心地，下结论：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典故出自《 尚书（ 书经 ）·舜典 》；曹宣，字子猷，号筠石，典故出自《 诗经·大雅·荡之什 》。这正是古代文化阶层起名和字的习惯，当然今天的读者，教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都变了，对这一套会感到有些陌生，理解起来要费一番周折。前面叙及周家的子弟起名、字、号，也是与《 易经 》、《 诗经 》、《 尚书 》这些儒家经典中字句有关的。
周汝昌这种没有找到文献“实证”而单凭“悟性”的考证方法，当然会让一些脑筋和智商比较刻板的考证专家大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标榜乾嘉学派的“严谨”，拘泥于考证的“规矩”，说“孤证不立”，更不能“悬断”，等等。因此，这个被周氏兄弟“凭空”考证出来的曹宣，自从《〈 红楼梦 〉新证 》问世后，就不断地受到红学界的讥讽和批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冯其庸和李华发现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的未刊稿本《 江宁县志 》卷十七《 曹玺传 》，其中说：“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曹宣的名字才白纸黑字赫然呈现。
这当然是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例”。但它提醒我们，对周汝昌考证工作的特点，对他的考证思路，必须打破常规，“另眼相看”。
在第三节“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中，周汝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曹畋臼遣苄亩樱窃诓芤筒茱J相继死后从侄儿过继到曹寅寡妻名下作螟蛉之子的，周汝昌因此联系到小说中写贾母和贾赦、贾政的关系：“《 红楼梦 》里有许多问题，在不知道曹钍枪谈芤庖坏阋郧埃疚薹ǘヒ参闯颜庑┪侍饪醋魑侍狻Ｖ懒苏庖还丶螅帕孛靼琢诵矶嗍鹿省２苎┣鄣谋试谡庖环矫嫫奈蓿踩肥凳遣灰卓吹贸龅摹６琳卟幻庵乱桑翰茴——即贾政—— 是过继的，这也罢了。但《 红楼梦 》明明叙着贾母有两个儿子，那么贾赦是谁呢？难道也是过继来的么？如何交代他呢？贾赦位置的难懂，确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如果贾政是过继的话，贾赦的位置固然似乎难懂；若贾政非过继，贾赦的位置才是真正难懂了。”
周汝昌接着举了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