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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
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
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
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
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
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
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
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
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
2锦上添花
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
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