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1976年《〈 红楼梦 〉新证 》出增订版时，缪钺教授仍然在四川大学，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人生沧桑，老教授更垂垂老矣（ 不过他很长寿，到1995年才仙逝 ），但他仍然对这本红学著作充满了不减的热情，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给远在京城的周汝昌：
廿载交亲未易忘，燕山锦水接遥方。
索居病目伤孤陋，新证红楼发耿光。
伪续窃貂真妄作，脂评吐凤足参详。
三朝史事重稽考，赏析何时共一觞？
从1953年到1976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的光阴，一个在燕山（ 指北京 ），一个在锦水（ 指成都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各在天之一涯，对友人从事的《 红楼梦 》研究之关注热情却没有冷淡，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人生情缘啊。第三句是缪钺自况，他于七十年代患白内障，眼睛一度完全没有视力（ 其实周汝昌的“病目”也很严重 ），《〈 红楼梦 〉新证 》的增订版问世，使孤索独居郁郁寡欢之老友的病目也为之一亮了。
从学术角度而言，后四句当然更有意义。称后四十回续书为“伪续”，这是周汝昌发明的一种说法，包含着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乃水火不容必须严加区分的学术立场，自然也有一种感情因素在内。缪钺承用这个说法，再加以“窃貂”和“妄作”，可见他是深为赞同周汝昌崇曹贬高的学术认知了。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这也是周汝昌始终坚持而为许多人所不表赞同的一项考证，缪钺表示认同，就更有一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了。
末联“三朝”一句后面，缪钺还附有一个注解：“清康雍乾史事，与曹雪芹家世及《 红楼梦 》内容有关涉者，君书中搜考益见精博。”看来，对周汝昌的红学考证，缪钺是全盘接受的。
这对于后来在红学界始终处于一种孤立和受攻讦状态下的周汝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知己真赏。难怪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后幅转入本题：此次重为咏赞，重点集中于两端：一是后四十回伪续的歪曲，一是脂批可贵的价值。‘吐凤’二字极妙，而且暗示了脂砚乃女性知音的内情。而这两大端，却正是红学研究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君不见：今日有两派新潮流，一是捧高贬曹，二是谤脂反芹。何等对立而且尖锐，比于水火冰炭，犹觉不够痛切也！ ）缪先生以尾韵二句为结穴，一个‘重’字，点醒了增订之版考史加详。一条小注，特为标举明白：这些史考，均非题外生枝，乃是与雪芹和《 红楼 》处处有连，息息相关。许以‘精’字，仍为史学名师的眼光识力。（ 而常人总看不懂，以为那都‘离’题，要‘回归本文和文学创作’，云云。他们是主张须把‘本文’放到真空里去‘研究’，写些理论面貌的陈词滥调，才是‘正路’——与缪诗之见识全然异致了。 ）”（《〈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这是说到“根”说到“柢（ 底 ）”了。《〈 红楼梦 〉新证 》建立的红学体系其“焦点”就是要使被后四十回续书所遮蔽的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现出来。无论是曹家家史的考证，还是两种版本的甄别，或者脂批的研究，最终都拱卫着这个终极目标。
缪钺曾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先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十几年，后来则转入历史系教古代史，同时是个写传统诗词作品的诗人，所以他是一位文、史、哲三方面都比较深入而素养全面的人。曹聚仁在《 文坛五十年 》中曾说，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叶嘉莹在《 我的诗词道路 》中则说：“我以为这两本书（ 指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和缪钺的《 诗词散论 》——引者 ）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均不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知道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缪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知赏是很有帮助的。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也是考据（ 文献学 ）、义理（ 思想、哲学、文化 ）、辞章（ 艺术、美学 ）三者紧密结合的，也是不仅诉之于头脑，更是诉之于心灵的，“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同时还有扎实的文献考证作底子。这样，缪钺读周汝昌的书，就与其他一些红学家大为不同，能够超越一隅的局限统览全局，直达核心。难怪周汝昌要把缪钺视为自己的红学知音了。
也从北京来到四川的燕京大学校友凌道新，这时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凌道新特别邀请周汝昌去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并约请了当时在四川的文史界名流吴宓（ 1895—1978 ）、吴则虞、孙海波等人，召开座谈会，庆祝《〈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专家们各将自己了解的《 红楼梦 》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掌故见闻、史料轶事在座谈会上讲述报告，并赋诗赠给周汝昌，也算极一时之盛了。
座谈会后，周汝昌就在凌道新的房中休息住宿，周汝昌向凌道新讲述缪钺大年初二车站读诗的情景，二人都哈哈大笑，凌道新又高声朗读缪钺的两首诗，不断击节赞叹。这时，凌道新的未婚妻傅女士来看男朋友，见周汝昌和凌道新只顾在那里念缪钺的诗，也就默默地坐在屋角静听欣赏。第二天，周汝昌把这些前后因缘写成一组绝句，寄给缪钺，原稿未留底，周汝昌记得其中两句是“一时惊动路边客”、“冷落红妆亦可怜”，前者指缪钺路边吟诗，后者指傅女士静听。缪钺后来说：“你把我们诗文交契的首尾一切，都写全了。”
凌道新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耀华中学与南开中学齐名，都是好学校。他与周汝昌是日本人封燕大前一年半的同学，但不是同系。凌道新常到周汝昌住的宿舍去看望耀华中学的同学，因此与周汝昌相识。凌道新家里很阔绰，穿戴考究，而且一表人才，算得上美男子。但周汝昌并不太愿意与富家子弟交往密切。后来两人先后到了华西大学，他乡遇故知，凌道新很热情，给周汝昌夫妇很多帮助，带领周汝昌去游览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在交往中，周汝昌发现凌道新才华出众，中英文都出类拔萃，古体诗词也写得很好，两人交情日笃，商量说要共同把冯至的《 杜甫传 》翻译成英文。但后来院系调整，凌道新被分配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合作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凌道新比周汝昌年龄略小一点，颇有幽默感，称周汝昌为“兄”，呼毛淑仁为“嫂”，有时还随着孩子们的口风叫“母亲”。在华西大学时，凌道新常到周家，毛淑仁也很欢迎凌道新，他来了就包饺子吃。在北碚，凌道新给周汝昌引荐了吴宓。1957年凌道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周汝昌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在北碚与吴宓的“一会之缘”：“那个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 新证 》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 —— 果然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外给你题一首‘曲子’。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 我自成都带去的 ）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 —— 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 世难容 》。《 世难容 》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有巨大的悲剧性。”（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岁华晴影 》之《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
原来那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工作不能尽己之所长，他生活特别俭朴，却把钱花在供养各式各样的贫困之人，还经常资助一个贫病无依的女士，因而引出了许多流言蜚语。周汝昌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方建议把吴宓调来川大，但努力没有成功。1954年周汝昌回到北京，吴宓托原配陈夫人给周汝昌代寄来一本《 吴宓诗集 》。周汝昌在文章中评价吴宓说：“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 红楼梦 》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这种“‘真’人难做”、“世难容”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有点是周汝昌历尽沧桑后的夫子自道。
在缪钺的题咏之外，顾随也寄来了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所感赋的多篇吟咏之作，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在来信中顾随这样说：
……其时（指收到《〈 红楼梦 〉新证 》——引者）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作完，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还有一番意思，说来不怕你见怪，就是：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