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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② ，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 红楼梦 〉新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 红楼梦 》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 1912—1992 ）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了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一九五四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追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早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一九七八年改正之后，才到学校教书。
转眼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的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多，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 红楼梦 〉新证 》，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 红楼梦 》。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 红楼梦 》。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及文化界的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文。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般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文？怎么不派一个年青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结识的好朋友解毓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架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
周汝昌于1954年春末，携家口离开成都，穿越三峡，北返赴京。船从雄伟的夔门峡、秀丽的巫峡、险峻的西门峡依次穿行，古人许多有关三峡气象的诗句、文句浮上脑际心头，虽然已很少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情境还真有一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对未来朦胧而美好的向往。
北京，首都，国家级出版社，那总是会有许多机会吧？《 红楼梦 》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翻译，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宜昌下船后，周汝昌一家转乘火车，直达北京。到了北京站，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打着一面纸制的三角小旗接站，上面写着迎接周汝昌的字样。周汝昌还记得接站的人叫老丁，是一位工友，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脸上总是一副笑容，来的车是一辆小吉普，一直送到东城区门楼胡同6号，位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四合院，让周家住三间正房。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向社里正式报到上班之前，顶头上司、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① 来家中看望，是领导表示关心，看一下住处安顿情况的意思。同来的有编辑舒芜② ，是聂绀弩的副手。
聂绀弩和舒芜在周汝昌家的三间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落座细谈。看到客厅正北墙上悬挂着一副近代某人书写的对联，内容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体正楷，书法甚佳，聂绀弩就对周汝昌说：“应该改一改：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这种即景生情的敏捷让周汝昌十分惊奇和佩服，因为其时《〈 红楼梦 〉新证 》刚出版不久，当然可以说“近有雄文”了，而“旧无老屋”则无意中透露组织上已经调查了解过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对他的“老底”了如指掌了。天津咸水沽的老家零落已久，周汝昌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别于1952年阴历十二月初三和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逝世了，此后兄弟分居，大家庭基本已不复存在。而舒芜看了周汝昌的住房，则说：“我如果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了！”聂绀弩的古体诗词写得很有特点，过了些日子，他就赠给周汝昌一首开玩笑式的诗：“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 新证 》，谁知历史有曹宣。”
在出版社上班后，周汝昌和舒芜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一楼，窗户朝南，两张办公桌，舒芜在东边，周汝昌在西边。隔壁是古典室的另外两位编辑：张友鸾① 和顾学颉② 。舒芜开玩笑说，咱们四个人，这屋里是“不做周方”，那屋里是“东张西顾”。
《 西厢记 》第一本第二折《 中吕宫·粉蝶儿 》曲牌中有张生的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周方”本意是周旋方便，舒芜以笔名行世，本姓方，和周汝昌的周凑在一起，正好和这句唱词相合，所以如此调侃。而“东张西顾”字面上可以解释作“东张西望”，又正好切合了张友鸾和顾学颉两人的姓氏。
周汝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工作，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已经标点出版了的《 三国演义 》“恢复”其中的题咏诗。聂绀弩向周汝昌交代说：“我们出版的《 三国 》，将原来的‘后人有诗叹曰’的绝句，都给删掉了。毛主席看了，说这不行，要复原。请你把诗全部恢复，补进去，重新排版。”
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周汝昌很快就做完了。刚来的青年人工作热情很高，周汝昌向聂绀弩汇报工作已经完成后，又问：“是不是把正文再校对一下？”聂绀弩顺口回答说：“那就再校校吧。”周汝昌印象，聂绀弩说话总是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废话。
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