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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红楼梦 》版本问题上又出尔反尔了？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周汝昌还这样说：“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意做的‘校程乙’工作。”
随着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决策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个“大谜”的谜底恐怕永远也难以揭开了。不过考察一下当时的某些背景，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耐人寻味。孙玉明① 《 红学：1954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王珮璋的人生悲歌”一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有关领导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便开会作了传达。在10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珮璋。在发言中，她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俞平伯，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她居然连胡乔木也牵扯了进去：“《 人民中国 》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 红楼梦 》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 红楼梦简论 》……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连学究味甚浓的俞平伯尚且知道保守秘密，只说：“因对外发表，请朋友看，承他提出新的观点嘱我改写。”而王珮璋却实话实说，将老底和盘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