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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 1897—1979，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在《 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 》（ 1954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 》）中说：“我要大声疾呼地喊出‘提倡老实作风’的口号。我是有感而发的，我觉得有些同志的作风实在欠老实。……像周汝昌先生，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只在《 引论 》里稍为说几句‘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等等的空话，实际还是像陆侃如先生所指出的：‘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
《 红学：1954 》中说：“宋云彬似比魏建功胆子大，批判的言辞自也尖锐了许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居然敏锐地看透了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的动机是，‘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所以‘先发制人’。”
宋云彬还说：“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责己轻，还说他自己是‘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 周汝昌的文章载于十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这已经够不老实的了。还有极不老实的地方；他企图把责任推给鲁迅先生。他说他在写《〈 红楼梦 〉新证 》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想强调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藉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这是透顶的不老实。……周汝昌怕人家指责到他，先扛出鲁迅来挡一挡。”
宋云彬在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俞平伯的朋友，他在批判了周汝昌后，就巧妙地替俞平伯作了一些辩护：“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罢，他也认为《 红楼梦 》是写实，是作者自叙的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这就说明了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呀！’那么我们难道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宋云彬最后进一步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只怕自己不老实；不怕犯错误，只怕犯了错误自己不认账，还要多方掩饰，甚至想把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这当然还是在指责周汝昌“不老实”。
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在华东作家协会1954年12月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资料集刊 》中被收入，但在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正式出版的《〈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则被摒弃。《〈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为什么对这一篇不予收录呢？可能还是和“上边”对周汝昌的“保护”态度有一定关系。
胡念贻（ 1924—1982，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的《 评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 1954年12月号《 人民文学 》），是一篇更全面的批判“考证派”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的论著，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 〉研究 》和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各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俞平伯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读者中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总的说来，它们不独不能使读者达到真正认识《 红楼梦 》的目的，反而引导读者走入错误的方向。”
后面正面展开的批判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俞平伯，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第三部分针对吴恩裕。对周汝昌的批评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 红楼梦 〉新证 》，第二部分批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
对《〈 红楼梦 〉新证 》，批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极力去考证《 红楼梦 》的贾家即曹雪芹自己的家世，《 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传，竭尽附会穿凿之能事，是胡适所提倡的新索隐派的一个高峰”，“一言以蔽之，就是牵强附会。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照他那样考证下去，结果就只有被破坏了”。
对《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则批评周汝昌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辩护：“意思是说：‘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这说明周汝昌先生还是不承认‘写实’‘自叙’的错误的，只是大家反对他，只好勉强说是错误罢了。所以遇到这个关头，他还是要引鲁迅先生的话来做挡箭牌。”另外就是批评周汝昌用“社会政治意义”来为自己辩护：“这好像把‘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了解为作家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形，把社会政治背景只看作一小撮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和作者家庭的历史背景。这样，《 红楼梦 》就不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只是描写了暴露了自己的家庭。”
此外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王知伊（ 1917—1989，时为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审读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及其他 》（ 1955年1月19日《 文汇报 》）和施子愉（ 时为武汉大学教授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4月号《 长江文艺 》）专门针对周汝昌而且批判得比较激烈，唐彛ā�1913—1992，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 ）的《 什么叫做“旧红学”和“新红学” 》（ 1955年2月号《 文艺月报 》）则只是附带地批判了一下。当然也有为周汝昌作辩护的文章，如署名“晓立”的《〈 红楼梦新证 〉的功过 》（ 1955年3月2日《 解放日报 》）。这些文章的大致情况，《 红学：1954 》中有所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中，王知伊的文章被编入第二集，而晓立的文章却作为四册讨论集最后一册的最末一篇，紧接着施子愉的文章。晓立的文章开宗明义，是针对王知伊的文章“商榷”。这种编排的方式，颇有一点用晓立的文章纠正王知伊和施子愉文章的味道，而晓立又是个笔名。同时，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紧接着褚斌杰的文章，两篇文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也一望而知是用李、蓝的文章对褚斌杰的文章“消毒”。这很可能仍然与要“保护”周汝昌的“上边”的既定政策有关，只是当事人大概都已经作古，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内幕了。
总览这些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 红楼梦 〉新证 》是胡适“自传说”、“实验主义”和“烦琐考证”的体现，而且事实上比胡适走得更远。二是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其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三是由此而来的态度上的“不老实”。
表面看来，这三点似乎都是事实。
周汝昌确实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他始终标举鲁迅。不过，他不是把鲁迅当作“挡箭牌”——虽然在1954年那种形势下，似乎的确有那么点味道——而是始终确信鲁迅就是赞成“自传说”的。我们读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赞成“自传说”也的确是事实，所以那些批判周汝昌的人也只是说鲁迅写《 中国小说史略 》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鲁迅的观点也不是全对的。当然由于鲁迅已经被毛泽东肯定，对鲁迅不能挞伐。
周汝昌引用鲁迅的话的确包含着“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的意思，但问题是这句话本身也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对周汝昌后来的红学研究作总体观照，我们也不能不说，周汝昌的确在不少地方是与鲁迅相通的，甚至包括性格气质的某些方面，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同时，能说当鲁迅后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会对《 中国小说史略 》中关于《 红楼梦 》的观点作修正吗？看他后期的文章可知，这绝不可能。
因此，要说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也可以，但这正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肯“随风倒”的一种证据，是一种“老实”，而不是“不老实”。宋云彬说周汝昌为自己辩解“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也不是“不老实”，那的确是《〈 红楼梦 〉新证 》的重要内容。周汝昌当然被迫说了批判“自传说”的话，但他用鲁迅的话变相地为“自传说”辩护，这从事实层面来说是陈述真实情况，从方法层面来说是一种“斗争艺术”，斗争艺术当然是“不老实”的。考虑到文章实际上是“奉命”写的，这一点就更能反映出周汝昌的“书呆气”。他实际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正如《 红学：1954 》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对李希凡、蓝翎文章希望周汝昌“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观点”：“究竟周汝昌是否‘辜负’了这一‘热诚的期望’，读一读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就可明白。”
周汝昌的“自传说”比胡适的“自传说”“更极端”，考证得“更烦琐”，表面看来，这似乎也是事实。直到今天，许多红学研究者仍然拿这一点来批评周汝昌。但问题是，周汝昌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周汝昌的“自传说”只是桥梁，它的进一步指向，是深入到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并追溯到中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