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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桥梁，它的进一步指向，是深入到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并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文、史、哲的“三才具备”，将“红学”提升为“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他的“考证”始终是为“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终极目标服务的。而胡适和俞平伯，却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点，只是在某些局部不同程度地不自觉地有所涉及而已。
毛泽东不会对纠缠什么“自传说”的是非真感兴趣，他只是要找一个机会批判胡适思想，确立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权威。说到《 红楼梦 》本身的阅读，他可是天马行空，完全凭着感觉走的，而他的感觉确实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毛泽东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更不是用什么条条框框来理解《 红楼梦 》的。
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 红楼梦 〉辨 》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真伟大。
鲁迅也是和教条主义绝缘的。他对《 红楼梦 》的全部论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杂文，都是生动活泼，精彩四射，哪里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就是后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教条化”，其实也只是郢书燕说，离先生本人的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周汝昌对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几百万字的著述很少弄什么形式上的“体系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面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证据与感悟相结合以“综互合参”，以求深入历史的真际，贴近曹雪芹的心灵。他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也只是“提供思路”、“试验作业”，允许也希望与人磋商。但他的确对拘泥于教条十分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红学研究中那种“主题深刻，形象鲜明，结构完整，语言生动”一类“十六字真言”的八股腔调予以抨击。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周先生也多次强调写文章要避免“文件腔”，甚至建议不要使用“典型”、“形象”一类“洋词”，而改用“写人”的说法。可惜笔者也还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笔下有时也未能免俗。
推而广之，顾随、缪钺……也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具有诗人、哲人气质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文、史、哲“打通”，而与教条主义互不相能。
历史是十分微妙的。1954年，当毛泽东因为欣赏《〈 红楼梦 〉新证 》而“保护”周汝昌的时候，被毛泽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大加挞伐的胡适，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也对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赞不绝口。
1954年3月7日，胡适给程靖宇① 复信，告诉他收到了他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并说书“很好”，还请程靖宇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朋友。
12月17日，胡适复函沈怡② ，谈到了大陆上的“清算俞平伯事件”，其中说：
……上个月承你寄给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来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12月21日，胡适又致函沈怡，其中说：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大陆上的批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错会了意。在胡适，未免“自作多情”，在大陆的批判者，是看走了眼。
胡适说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他暗暗表示谢意，是假批真谢，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胡适还不知道，其实就是那些表面上对胡适有所贬抑的说法，也并不是周汝昌写的，而是文怀沙为了让书能够出版而作的技术处理，制造的一些“障眼法”。
《 炎黄春秋 》1998年第4期发表舒云《 批判〈 红楼梦研究 〉前后的文怀沙和俞平伯 》一文，其中说：“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 红楼梦 〉新证 》。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在那个时期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而《 红学：1954 》中说：“1997年5月10日，四川红楼梦酒厂在北京饭店召开‘梦酒’鉴定会。健谈的文怀沙在发言时慷慨陈词：‘一提到‘红学’，我就来气。就因为我偶然涉足红学，结果害了两个人（ 指俞平伯和周汝昌——引者 ）。’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孙玉明还加注解说：“笔者当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文怀沙的发言属于笔者的‘亲见亲闻’。”
对于胡适说因为周汝昌“骂”了胡适就“可以幸免”受批判，俞平伯“不忍骂”就“该受清算”，《 红学：1954 》分析说：“在这里，胡适对引发批判俞平伯的原因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俞平伯之所以受到批判，如抛开偶然性的因素而从大处着眼，确实与胡适有关。但那是因为‘胡适思想’对俞平伯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受‘胡适思想’影响的俞平伯的论调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却不是基因于‘骂’与‘不骂’的问题。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俞平伯在书中大骂胡适，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变，也照样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曾经‘骂过胡适’的周汝昌，最终也受到了别人的批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
这种分析应该说大体上是有道理的，只是最后一句仍然属于“看走了眼”。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起步阶段确实受到了胡适的鼓舞和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昭然。但另一方面，周汝昌与胡适在对《 红楼梦 》的研究和评判上又是有根本分歧和区别的，其实存在着胡记和周记两种性质不同的“自传说”。胡记“自传说”确实可以说是“实验主义”的产物，周记“自传说”和“实验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如周汝昌后来一再辩称的，是染上了鲁迅色彩的——由文学人物而“原型”，再由“原型”引申到曹雪芹的精神气质。而胡适却局限于“原型”本身，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精神气质毫不关心或作出隔膜错误的理解。
“吊诡”的就在于，周汝昌的书表面上走的是胡适的路，其实质却大不相同。这一点，毛泽东看到了，所以要把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加以区别。胡适自己却没有看到，或者虽然也有所感觉但不愿意强调这个方面，大概也没有往深里想这个问题。他满足于以周汝昌的“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