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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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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踨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钱锺书把陆游和杨万里作了比较,认为杨万里能在诗中写出“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的自然和生活之千变万化,如“摄影之快镜”,在艺术上有陆游所无法达到的独特造诣。周汝昌对钱锺书的看法极表赞同:“这段话把诚斋的‘活法’发明得真是曲尽其妙。”( “发明”即阐述之意,与现在意义上的“发明”用法有区别——引者 )他又进一步说:“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    
    他引了一首五言古诗和一首七言古诗作例子,让读者对“活法”有一个直观感受。我们只看看那一首五古: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诗写成这个样,的确是“活”的。周汝昌向读者评介说:“你看,这样的诗,是不是大艺术家的一种‘绝活’?评家说他‘笔端有口’。其实,‘口’又有几个是这般的妙口?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    
    不过,周汝昌看问题,也是多角度、多层次,既“迅疾飞动”又“层次曲折”,用他后来写文章好几次使用过的说法就是“综互合参”。在介绍了“活法”之后,他就笔锋一转:“假如读诚斋诗而只见‘活法’、不见其他,那就未免又‘死’于‘活法’之下。说诚斋不以‘活法’见长,固然不可;说诚斋只以‘活法’见长,恐怕同样地不可。看了大家都讲诚斋的‘活法’,于是读诚斋的诗,就一地里去寻找‘活法’,是会出毛病的。”同时以幽默的笔调预先告诫了对“活法”可能的误解和曲解:“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要把‘活法’只看作是‘耍笔头’,‘掉枪花’,打一趟子‘花拳绣腿’,卖弄一路‘小聪明’,乃至打打诨、抓抓哏,使观者有点眼花缭乱、由不得眉开眼笑,觉得‘倒好耍子’——这样是不是正确?”
    那样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周汝昌又引了一首收入《 千家诗 》中的杨万里的七言绝句。《 千家诗 》是宋朝以后成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千”(《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千家诗 》)之一,过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杨万里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周汝昌说:“粗粗一看,很可能以为这是官僚、士大夫们吃饱了、无事作、闲得不耐烦的作品,根本要不得。我要提醒读者:不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又不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这样去看时,有时候是很误事的。”然后就引出杨万里的朋友抗金名将张浚对这首诗的评点:“廷秀( 杨万里的字 )胸襟透脱矣!”    
    为什么这样一首“闲诗”居然被评价为“胸襟透脱”?周汝昌进一步解说“透脱”就是“‘执着’的反面”,就是“不执着的结果”,并引用禅宗参禅的公案,说明“透脱”就是“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    
    周汝昌这些层层剥茧的分析论说,在这里当然只是针对杨万里的诗,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其“活法”的真谛,并不是“一种‘文字把戏’,是一种‘油腔滑调’……仅仅是一种‘聪明灵巧’类型的‘玩艺儿’”。如果我们联系到他对《 红楼梦 》等的研究,也就可以对他的思维方式、治学“理路”有了一种“打通”的理解。他的许多红学观点总是要遭受别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其实根儿上就是他治学的“活法”不能被那些囿于常规常理的人所理解。因为对《 红楼梦 》的观察研究,周汝昌也是从曹家家世、脂批、版本、思想、艺术等“各迹、各象、各点、各面”来“贯通”的,是“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往往“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或只知用“形式逻辑”作机械“考证”,或只会搬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教条……    
    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后面又展开了对杨万里诗文的“思想性”和“时代背景”的论述,却是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没有一点机械刻板。他说:“讲诚斋的‘活法’,不止是为谈他作品的艺术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的活法来看他的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先是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通过曲折却又清楚的论证和举例,让读者明白杨万里其实对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现实怀有“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    
    但是,周汝昌在后面又说:“诚斋作品有思想性时,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对其价值加以贬低、缩小……诚斋作品无思想性时,我们也不应代为‘制造’,对其价值加以增饰、夸扬。——诚斋的长处,已如上述,是在‘活法’。他的短处,说来好笑,也还是在‘活法’。——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周汝昌选编《 杨万里选集 》的时代,是很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提倡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学得到用得好又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总的时代情势是违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但真是有点奇怪,可能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的周汝昌,在对待杨万里这位七八百年以前的文人和他的作品时,却是体现了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了“一分为二”,讲究事物之间应该是彼此联系的、互不割裂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和立场。    
    《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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