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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应该说这就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如他作《 红楼梦 》研究，也是首先从“根儿”和背景上开始，即先对作者和版本等基础荜路蓝缕，“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他特别强调研究《 石头记 》版本，也正是“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的同一理路。
周汝昌选注宋诗，不仅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也得到过许政扬的协助：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后来我作范石湖（ 范成大号石湖——引者 ）、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 杨万里选集 》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古代诗文选本，而且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周汝昌的治学特点和风格，如前所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学术活动特别是红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是开启周汝昌治学奥秘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由于选注了《 杨万里选集 》和《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此后对宋诗变得特别有感情，自己写诗也无形中渐趋于宋诗的格调。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并没有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就止步于此，而是在继续深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和《 曹雪芹 》，是周汝昌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在《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上连载，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据说活动本来是国际规模的，因中苏关系已趋恶化，乃降格为国内的，但仍然十分隆重。曹雪芹的卒年有壬午、癸未两说，前者认为是1763年阴历除夕，后者认为是1764年阴历除夕，相差不过一年，所以从1962年起，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机构主持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是从追溯介绍曹雪芹的家世情况开始，原计划从“家世”写到“生平”，最后落实到《 红楼梦 》的诞生，也就是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出现勾勒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远因。周汝昌此时年方四十岁出头，风华正茂，这个题目又是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所以写起来感觉特别好，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样子，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思绪灵动活泼，考证叙述而兼夹议论，笔端还带着感情，真可谓妙绪纷呈妙笔生花。
《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的编辑黎丁① 主动向周汝昌约稿连载，但于1962年1月至9月载到第八节以后，忽然通知周汝昌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发表了。
这是周汝昌毕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在1981年秋到1982年春之间撰写的《 献芹集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收入其中 ）的序言里，他曾这样夫子自道：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才说，还不是某某人说话了，不让登了。至于这某某人究竟是哪一路神仙，黎先生是再不肯“泄露天机”。由此可以想到，即使是纯学术问题，那各种“意外”和内幕也是非常曲折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周汝昌回忆录中的记述。笔者于2005年5月30日电话采访黎丁，询问有关情况，黎丁先生则说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并说报纸也不可能总是连载一个人写的文章，王昆仑的文章也是登了几篇就中断了，周汝昌也许记忆有误，或者误听了什么流言。
不管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但由此可以明白一点：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资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
《 曹雪芹 》的写作出版，也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士菁一力举荐周汝昌承担这项任务，说除了周汝昌没有别的人能给曹雪芹写传记。对这种“伯乐”的助力，周汝昌至今仍然情动于衷，对王士菁深怀感念之意。《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半途夭折了；在王士菁的推介玉成下，有史以来第一本曹雪芹的传记诞生了，共十三万字，1964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后来周汝昌一再予以深细化重写的《 曹雪芹小传 》、《 曹雪芹新传 》和《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雏形。其内容和特点，后面述到相关著作时再论。这里倒应该提一下俞平伯收到周汝昌赠送新出的《 曹雪芹 》之后，写给周汝昌的信。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而又在周汝昌之前的新红学之巨擘。当年周汝昌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即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就和俞平伯意见不一致。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关于曹雪芹究竟是不是“赶上了曹家的繁华”，即曹雪芹是不是生得足够早，以至于对南京有过繁华岁月的记忆这一问题，就写道：“俞平伯先生《〈 红楼梦 〉辨 》一书里似乎有过讨论。……你们二位的本意，是要说明‘《 红楼 》所写地点非南京’，而我的看法，这些正好足以证明‘雪芹实不记得江南’，所以教他无从写起。”后来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俞平伯又曾发表文章说周汝昌的观点是错误的。俞平伯和周汝昌分别成了“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对立见解的代表人物。周汝昌后来回顾俞平伯当年对自己有关文章的反应说：“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太感兴趣，周文‘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天·地·人·我 》之《 热情与冷语 》）
当年俞平伯早已是名教授，周汝昌则是普通大学生，后来也不过是个出版社编辑，二人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所以，俞平伯对周汝昌的批评，表面上是学术见解的争鸣，从周汝昌这方面来说，则感受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这就难怪后来周汝昌写文著书，要把俞平伯的批评称为“冷水当头”（ 1948年6月11日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俞平伯《 关于〈 曹雪芹的卒年 〉致本刊编者 》）和“当头一棒”（ 1954年3月1日《 光明日报 》发表俞平伯《 曹雪芹的卒年 》），将胡适的热情和俞平伯的冷淡作对比了。
这就是说，周汝昌和俞平伯之间，是存在芥蒂的，虽然表面上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这样，1963到1964年间俞平伯致周汝昌的两封信简和一张明信片就格外有了史料价值。1964年的是一封短简，抬头写“汝昌先生赐鉴”，内容则说“承惠赠新著《 曹雪芹 》一书，详瞻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著安”，署的日期是“三月六日”。
后来周汝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