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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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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书局石印的《 红楼梦 》二十册,乃是胡适原有,1948年由周汝昌借来,我们在此书上作过重要的校勘。    
    这年秋天(应是1966年。贵麟按),几次抄家,被逐搬迁。我在北京图书馆历年积累的铅笔校勘纪录,解放后购置新书,以及业中(业余中学简称——引者)抽屉中的《毛选》,都抄得干干净净。……    
    周汝昌本人,也在1968年“在劫难逃”而被“隔离审查”。起因竟颇有点荒诞意味。一个过去属于国民党而后来“起义”的军政人员之子弟,不知怎么知道周汝昌懂阴阳八卦,拿来一个生辰八字让周汝昌测,也没有说明是谁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汝昌就按照测字的结果说了一番,其内容都是“大富大贵”的“吉利”话。没想到这个找周汝昌测字的人,由于原来的国民党背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新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供出了这件事,说生辰八字是毛泽东的。尽管周汝昌测字的“结论”都是好话,但也成了与“牛鬼蛇神”相勾结而妄批伟大领袖八字的一项“罪行”。周汝昌因此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顺便提及,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笔者前一段还看到一本书,上面说周汝昌在刚解放时就给毛泽东测生辰八字,并且把测字结果直接寄到中央,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不准搞迷信活动。笔者曾就此向周家质对,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周先生说,这怎么可能呢?给毛主席测八字还寄到中央,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周汝昌对自己被“揪”出来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    
    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然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色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    
    为什么说周汝昌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呢?原来1967年1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 红旗 》杂志第1期发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已经成了“文艺黑线”的另一个最新的反动身份的标志符号,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路”可讲的。周汝昌回忆说:“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    
    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    
    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    
    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    
    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    
    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受审是难堪的,真正的审判官是听陈诉辩道理寻事实,并不吹胡瞪眼;而这些审人者是十二分威严吓人的——他们怒吼,威吓,也偶露狞笑,面孔多变。言辞呢,大抵是这么个意思:你的问题严重,我们早已掌握了材料;你不老实交待,只能抗拒从严;唯一的出路是老实坦白,详细交待一切罪行。    
    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绿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上纲上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她说:千万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南侧,正在周家后来居住的南小街的北口西角,是后建的一所外表难看的灰色楼,在灰色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一处比较大的旧式住宅,在这个大院子里面,偏西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门朝东,一进门是一个四方的“门洞”( 四柱、木屏门 ),也挺讲究的。进去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用木隔扇分断。这里面关的是因写“鬼戏”《 李慧娘 》而成了“大黑帮”的戏剧作家孟超。周汝昌则被关进西厢房,较小,里面也没有隔断。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潘漪的“女犯”,需要单独住,就把周汝昌迁入正房和孟超分居东西两个单间,西厢房成了“女监”。再往后,“犯人”又陆续来了金人、陈迩冬、麦朝枢等,都是出版社的旧同事,犯人多而监房少,到后期周汝昌就和孟超同居一室了。    
    这一年的“隔离审查”日子,每天受审被逼供外,就是“学习”、“写交待材料”,还有应接不断前来的“外调”人员,答复自己和“坏人的关系”。这种“外调”也让周汝昌感到十分可怕,半生不熟的,见过一面的,不知哪一年月的人和事,琐碎得根本没印象的,都来“调查”,明明记不得记不清了,就被外调人员大声斥责喝骂,说“不老实”。有的外调人员品质很坏,各种刁难的花招层出不穷,纠缠你一整天,有时一天没完,第二天又来……还有就是“劳动改造”,与原来的社长许觉民一起打扫厕所,打扫“革命领导”们开会的屋子,每天扫出一大堆香烟头……    
    在那样的境遇中,人性的恶劣会充分暴露。吃饭的时候,这伙被关押的人也要自己交粮票饭票,但在打饭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差别。一位被隔离审查的女性,见炊事员给自己打的饭总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她太爱生气,后来到湖北干校,又因为生气而不吃饭,最后竟然死于非命。周汝昌也遇到一个姓李的“革命派”,每次周汝昌举着碗向他领馒头时,这位姓李的炊事员偏不把馒头放入周汝昌高举的碗里,而扔到很不干净的木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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