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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
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
二
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
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
（周伦苓给笔者传来此二词，有注解云：“老眼”一句，是从曹楝亭的“老眼题愁素纸空”化出；“黄车”句是借用陈寅恪先生“赤县黄车更有人”诗语，也是涉红之题的。黄车使者，虞初别号，小说家之祖，故以喻雪芹。“谁能补”，是自谦，不是自居。）
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 1931—2005 ）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 红楼梦 〉新证 》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 红楼梦 》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 红楼梦 》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 红楼梦 》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校订出版新本《 红楼梦 》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此后的事，还是引录周汝昌本人回忆文章中的原文吧：
忽一日，收到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 人民日报 》）。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 红楼梦 》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
吴世昌 “顾问”
吴恩裕
杜维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王思宇
孙逊：研《 红 》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他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坐，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