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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
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
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
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
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
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
……
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红学家。其他不少人连“门”未入……
至于周文中记错了清朝定鼎的日子，其原因前已叙及，没有什么“贻笑大方”的……但要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例如他对诸种史料典籍的理解就令我钦羡不已，只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可知。比如我今日报医药费、算加法就错误百出，不及小学生，但说到三角几何、微积分、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种种，我比之小学生就高多了。他们要达到我之水平，至少还要“十载寒窗”的。这就正用得着列宁常引的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达不到鹰那样的高度。
当然，不愉快的插曲有，让人高兴的事更多。毕竟身在“帝都神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各方面的英锐豪杰之士云集影从，正如《 红楼梦 》里北静王对贾宝玉所说“高人颇聚”。由于各种机缘，周汝昌与不少文化名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苑佳话。
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得到一本廉价的《 白香词谱 》就欣喜若狂，后来又有了一本老中华书局选编的《 中华词选 》，也是爱不释手。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 词学季刊 》，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经常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也是周汝昌专注阅读的。上了燕京大学，桌案上也摆着一本朱彊村编的《 宋词三百首笺 》，经常翻阅。
夏承焘生于1900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中国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
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
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