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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① 吴恩裕是满族人，号负生，1909年生，1979年卒，比周汝昌年长九岁，1936年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教授。1948年4月11日，北京的右派学生游行，砸了吴恩裕的住房，由此可见吴恩裕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比较左倾而且活跃的，这当然和他学的是政治学专业也有关系。
① 王瑞兵，197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① 1967年8月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兵团”和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
① 胡文彬，1939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① 《 江青同志 》于1977年才写成出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译成中文。曾一度讹传为《 红都女皇 》者其实与此书无关，是香港出版的另一本和江青有关的书，不过书名虽有“女皇”字样，也不叫“红都女皇”。
① 邓绍基，1933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史直生，1934年生，真实姓名叫阎肃林，西安的一位科技工作者。
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① 陈毓罴，193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3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1979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
1980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小传 》。
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考 》。
1980年7月与1982年8月，香港中华出版社和内地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出版《 书法艺术答问 》。
1985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献芹集 》。
1985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石头记 〉鉴真 》（ 与周祜昌合著 ）。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 删去《 后记 》中某些段落以及作为“序言”的李希凡、蓝翎《 评〈 红楼梦新证 〉》，而封面书名“红楼梦新证”五字是从顾随信中找出五字原样拼凑而成 ）。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词赏会 》。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辞典 》（ 主编 ）。
1989年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0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1989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的历程 》。
同时，每年都有一些重要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如《〈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文心雕龙·原道篇 〉的几个问题 》、《〈 文心雕龙·隐秀篇 〉旧疑新议 》、《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 》、《 清新睿王题〈 红 〉诗解 》等。
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包涵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更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
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 红楼梦 〉新证 》，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 红楼梦 》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发明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
这就是1981年7月24日周先生为笔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石头记 〉探佚 》① 写的序言。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 红楼梦 》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 红楼梦 》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 石头记 》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 红楼 》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 新证 》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 红楼 》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序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先生这几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障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致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 1983年5月出版，周汝昌曾写信让笔者把序言拿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我拿了信找学报主编，被婉拒 ），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 什么是红学 》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 1938年生 ）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 红学史稿 》，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后来，又在《 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 》、《 红学辨义 》（ 收入《 献芹集 》）等文章中再作申说。
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跟得上周汝昌的思路。周汝昌说的红学四大分支，没有一个是直接面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这不是“红外线”、“红外学”排挤了“红内学”吗？这不是将红学研究引向邪路吗？这不是脱离小说文本而舍本逐末吗？自以为是的“红学界”激动了，鼓噪了，纷纷发表文章质疑，或厉色疾言，或嬉笑怒骂，《 文艺报 》、《 光明日报 》、《〈 红楼梦 〉学刊 》……“批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不断的热闹成就了红学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争鸣”热点，而且似乎众口一辞，衬托出周汝昌的观点是多么偏执，多么脱离群众，简直就是有点“老悖”。具体的争论情况可参看笔者《 独上红楼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一书。
这一桩红学争鸣的公案，直到笔者写了《 学术范型的意义 》（ 1998年12月7日《 人民政协报 》，收入《 箫剑集 》）、《 痴情方许说红楼——〈 红楼小讲 〉序 》（ 周汝昌《 红楼小讲 》）、《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