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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 2002年第2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后整合入《 独上红楼 》）等文章予以分析后，才把这个问题阐释明白。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周汝昌提出红学的四大分支说，是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的，就是一直以来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 红楼梦 》”不加以严格区分，将一百二十回视为“整体”，然后评说所谓“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结构严密，语言生动”之八股调的“红评”和“文学常论”。从王国维到各种索隐派，从李希凡、蓝翎到何其芳、蒋和森，尽管也互相争吵不休，却在这个《 红楼梦 》解读的根本问题上认识模糊，其立论都是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混煮一锅粥，从而使《 红楼梦 》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长期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突破。
笔者说，难道周汝昌连《 红楼梦 》文本研究属于红学范畴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他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本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呢？周汝昌强调“四大支”说，言下之意就已经把基础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分成两大部分，无非是说红学首先要在那四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分支学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够进一步在小说文本领域升堂入室。……驳论者们连周汝昌提出这一论点的真意何在本质何属都没有看懂弄清，却以简单可笑的形式逻辑推论方式说周汝昌把《 红楼梦 》文本研究排除在红学研究领域之外，并针对性地提出“红学就是研究《 红楼梦 》的学问”这种绝对“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在形式逻辑上同义反复的“命题”。
周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四个分支研究呢？为什么不“就文本谈文本”呢？这就是红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关键所在。原来曹雪芹的原著只传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续写的。这就产生了“两种《 红楼梦 》”这一学术难题。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不严格区分原著与续书而泛谈所谓《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造成了《 红楼梦 》评论的庸俗，红学研究的迟滞。要破除这种历史困窘，要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该从何处入手？周先生老马识途，心明眼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的门径就是把那四个分支的基础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说那四个分支是红学的重镇，并不是要否定《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研究，而恰恰是要通过那四个分支研究以区分出两种《 红楼梦 》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为什么要在红学的四大分支中，特别彰显探佚学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探佚学比其他三个分支更贴近文本。曹学、版本和脂批研究当然也与文本相关，如通过版本研究确定林黛玉的眼睛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而不是“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当然有助于对“眼泪还债”主题意蕴的理解和写作艺术微妙的鉴赏；通过脂批提示贾宝玉“情不情”，当然也能加深理解作者写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独特命意；通过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能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思想倾向，了解“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神奇艺术手法。不过这几个分支研究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密切相关，但还不完全是文本本身。探佚学就不同了，它所探讨的是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是文本的情节发展、结构布局、人物命运、伏笔象征……而其最主要的具体操作就是细读领悟前八十回的文本。一句话，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文本自身。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研究能像探佚研究这样既深入又具体，既宏观又微观，既理论视野又文本实际的红学研究呢？微观上它具体到放风筝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人物某一句话语的隐喻伏线，每一首诗词的言外之意……宏观上它要把握悲剧观、典型观，阐释象征主义、《 红楼梦 》的接受历史……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通过探佚学的拓展，红学研究才本质性地、踏实而非蹈虚地回归了文本——当然是曹雪芹原著的文本。
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红学界居然纠缠了十几二十年，多少专家、学者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而且出言讽刺挖苦，自以为击中了周汝昌“阿喀琉斯的脚踵”。难怪周汝昌在80年代给笔者的信函中时常流露愤激语气，如：
……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的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得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邮戳1984年4月10日，信尾署“甲子三月初八夜”。）
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1984年5月11日）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原信此处空格是表示礼貌——引者）兄等二三子为砥柱中流，我真想不再研红了。（1988年6月25日）
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乃绝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 红楼梦 》”，而四分支研究特别是探佚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周汝昌在《〈 石头记探佚 〉序 》中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表现他的学术心灵是非常活跃和敏感的，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科进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而红学界不少人却很多年来都懵懵懂懂，难以开窍。周汝昌治学重在“悟性”和“灵性”的特点的确是曲高和寡的。
周汝昌在序言中对拙著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而当时的笔者，不过是一所省级普通高等院校中一个还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而已。当拙著一问世，对探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的红学界，立刻被周汝昌的序言激生了“舆论”，种种“捧杀”、“溢美”等流言蜚语，一时之间颇为兴盛。面对这些责难，周汝昌在给笔者的信中表示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这说明周汝昌对笔者并没有什么偏爱——那时候除了通信，我是连周先生的面也没有见过的，而是表明周汝昌对学术发展的动向具有一种超卓的眼光视野，有一种捕捉前沿课题的锐感敏觉，有一种前瞻性判断力量，这是只有第一流的学者才会具备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眼光视野，并且不怕犯众怒而公开予以表扬鼓吹，就更是一种学术良心和勇气的体现了。
当年拙著的一部分作为笔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时，周汝昌曾作为校外专家应山西大学答辩委员会之请写了“专家评语”，这种资料他处所无，兹全录于下：
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梁归智同志《 红楼梦 》论文的浅见
主题是“探佚”，从事于此，先要有识，他能认识要扫除伪续后四十回的欺骗读者、歪曲原作的恶毒影响，必须从探佚做起。有意识、有系统地做探佚工作，本身即为一种卓识。
再看他的方法和态度，也都是良好的，正确的。其分析、推理，基本上是具备了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材力的表现。并且，他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其审辨选择，他又时有很好的创见。
从目前全国研红情况看，他的探佚水平是高的，有意义的。
我因目坏，只能抽看一小部分，初步印象如此。希望不至于大谬。
周汝昌
1981。6。3
笔者的论文答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答辩委员会的资深教授对探佚和否定后四十回提出质疑，而且很尖锐。笔者当年书生气十足，在答辩时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滔滔雄辩，甚至有点动感情的言语不逊。不过那时整体学术空气还不错，尽管笔者如彼“狂妄”，那位质疑的老教授最后还是投了通过学位的赞成票。这些情况都发生在周汝昌为拙著写序之前，笔者当然也和周先生通信谈到过这些“轶事”，这就是周先生的序中这些句子的“来由”：
研究《 红楼梦 》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 探佚 》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1982年5月3日至7日，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在山西大学举行《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山西省高等院校《 红楼梦 》研究会。在邀请北京专家来参加会议的人选上，已经透漏出红学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形势。笔者虽然参加会议，并不参预其事，但山西方面和北京方面的来往定夺，也略知一二。最后是胡文彬先生陪着吴组缃① 先生一路，胡小伟② 先生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一路，正式应邀参会，冯其庸③ 先生也短期光临。周汝昌先生没有来过山西，当然也想来参加，山西没有发邀请，周先生寄来了一首墨书贺诗。在会议中有吴组缃先生的讲学内容，那天笔者正有事未能聆听，听说主要讲治学方法，似乎没有多涉研红之事，但后来听说吴先生批评了探佚研究的路子，也可能是另外场合的谈话内容。但不久周汝昌先生就来信问：
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