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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葱盼剩骸 �
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我信笔乱书。不知能见一二当时实情否。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1982年9月30日）
吴组缃先生对探佚研究颇有微词，我是好几年后才确实感受到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景瑜教授的研究生路云亭④ 、安裴智⑤ 等毕业前访学，在北大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一见面就谈起探佚，生气地说：“《 红楼梦 》研究怎么能这样搞？”又说周汝昌和梁归智两个如何如何。路云亭后来转述，说吴先生对笔者的姓名脱口而出，对赵先生反而记忆不太清楚，回忆说姓赵，名字里有个“景”字。90年代初笔者一度曾想考北大的博士，托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博的从山西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琦（ 1962年生 ）代为联系，后来朱琦反馈话语婉转，但结论是有困难。到1995年笔者去美国讲课，在旧金山见到已经定居美国的朱琦，他才笑谈当年往事，说吴组缃先生听说笔者想考北大，对人说：“招谁也不能招他呀！”笔者听了也不禁为自己命中不能戴博士帽且无缘北大而莞尔。
关于“探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后四十回“功过”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此后，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争论整整二十年，而且还要延续到21世纪，扩大到互联网时代“人间红学”的全球性范围。
当1983年5月《〈 石头记 〉探佚 》经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问世传奇”后，周先生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还要高兴，“喜题俚句，时复酷暑，绝类作序之年也”，一口气写了七首诗：
一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二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三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四
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五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六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七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诗后注解说明写作时情态，颇可见其由衷的喜悦兴奋：
癸亥初伏之末挥汗草于东城寓处，时正大修房，油漆熏咽，室内一切大乱不堪，而余吟咏不辍，大似二木头读感应篇也。
周汝昌未是草
值得提到的是，笔者的导师姚奠中（ 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治学从小学（ 文字、训诂、音韵 ）和学术史角度入手，走的是朴学路子，与周先生的重“悟性”并非一路。姚先生与周先生本来并不相识，由于笔者论文的关系，姚、周两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两位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著名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互相赠送自己的学术著作，每年开政协会时在京城相聚，相谈甚欢。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成条幅送给姚先生，姚先生也有回赠。而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姚先生看了周先生题《〈 石头记 〉探佚 》七首绝句后所咏：
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
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把探佚学的基本内容稍作介绍，读者才能对周汝昌何以对探佚学如此重视有所理解。曹雪芹原著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逝世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脂批抄本的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残鳞断甲的佚稿信息，说明原著并非没有写完，而是基本上已经完稿，只是稿件待整理，文字待润饰而已，但八十回后原稿遭遇“迷失”的命运，八十回以后共有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同时，脂批也揭示曹雪芹在写作中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按“草蛇”指蛇行草丛时隐时现，“灰线”指用炉灰或石灰等漏洒以成线而时断时续，用以比喻在前八十回的写作中时时处处为后文的情节演变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给出暗示。此正解为刘心武先生作出，笔者过去解作“草蛇”是蛇行草丛无脚印但有痕迹，“灰线”是以缝衣服之线拖于炉灰中留隐约痕迹乃是误解。探佚学就是通过仔细阅读前八十回，发现其伏笔伏线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考察其微妙的写作艺术，同时再结合脂批提供的信息，以及曹学、版本学、流传接受史等研究的辅助，对八十回后的原著佚稿情节作研究，才看出原来曹雪芹写《 红楼梦 》要表现什么，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何种高度。自然也就反证了后四十回续书是完全违背并篡变了曹雪芹之原意的。
笔者的《〈 石头记 〉探佚 》就是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涉及探讨，但大多是三言两语，断简零篇，既肤浅，又散碎，笔者第一次集中而全面地进入了这一领域作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八十回后原著情节的大体轮廓，并且初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对“两种《 红楼梦 》”之思想、艺术和文化意义的认识，有不少新发明。情节方面如“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史湘云与林黛玉都用‘湘妃’的典故，是贾宝玉的娥皇、女英，佚稿中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芸和小红是‘狱神庙’中救助宝玉和凤姐的重要人物”等等；理论方面如“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他并不认为空门中真有出路……雪芹既少‘色空’观念，也无‘补天’思想”；艺术方面如以大量的例证揭示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艺术的真实性、有机性和巧夺天工，具体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等分类；以及通过实证使鲁迅等先贤早已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曹雪芹的写实主义成就更为凸显，更有说服力……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姚奠中先生于1981年8月10日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中就指出，这本书以探佚为基础而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浅探”和“蠡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 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
探佚学的成绩对后四十回长期以来鱼目混珠的以假乱真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或者说对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的文本接受观念特别具有“杀伤力”。这等于对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看法“釜底抽薪”，而要改变已经成了习惯的观念当然是要激起波澜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一开始，由于思维感受方式的独标一格，由于独能对教条平庸的思想环境出污泥而不染，而又对几乎红学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深度进入并发表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总是与别人不同，这使他在整个80、90年代，成了红学界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位红学家。不仅在探佚这个核心问题上如此，在一些“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前面已经谈到过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由于没有实证，受到责难和讽刺，后在康熙时的《 曹玺传 》发现，才证明曹宣确有其人。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恰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在红学的许多具体论题上，他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永远是“少数派”。笔者曾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 箫剑集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
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 石头记 》的真铨，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格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都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鹗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差异。《 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贯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