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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 红楼梦 》，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 红楼 》，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 当然是《 红楼梦 》之经 ）据典（ 当然也是《 红楼梦 》之典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
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 》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 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 石头记 〉探佚 》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 石头记 〉探佚 》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
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 红楼梦 》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苓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辛的陌地生（M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
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苓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苓现在给父亲作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 红楼梦 》都是外行。伦苓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
周汝昌在美国这一年，交情比较深，或者自己特别看重的美国学者，当数周策纵、赵冈、夏志清、唐德刚① 、浦安迪数位。在《 天·地·人·我 》中有《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两篇，在《 岁华晴影 》中则有《 海外红友小记 》一篇，都有所忆录。去纽约是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1921年生 ）邀请，唐翼明的文章中已经有生动的描述。周汝昌文章中提到，那日讲《 红楼梦 》而特意向他致意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国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 老残游记 》作者刘铁云先生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周汝昌还说在夏志清的办公室，“为一群美国学生讲《 红楼梦 》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建英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我讲的（ 推考而得的 ）情节表示惊奇”。而在月亮宫餐厅吃饭时，“奇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还有更奇的：在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与唐德刚，早在1980年第一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就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又访问中国大陆，曾有多首诗赠周汝昌，其中一首是：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残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这一次来纽约，周汝昌和夏志清第一次见面，是唐德刚安排的一次聚餐会上，他邀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陪，请夏志清和周汝昌上座。周汝昌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赠夏志清，夏志清立刻捧着赠诗条幅和周汝昌合影。唐德刚又请周汝昌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 红楼梦 》的人讲一次《 红楼梦 》，因为唐德刚正为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把《 红楼梦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周汝昌这样记述这次讲学：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 红楼梦 》？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周汝昌从纽约返回威斯康辛不久，又受纽约亚美协会的萧文鸾女士力邀，再到纽约讲学。这一次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 本名King's College，意为“国王学院”，华人中的南方人把King读作“金” ）。周汝昌是和香港的两位教授及台湾的作家李昂同台演讲的，周汝昌的演讲题目是“《 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演讲本有规定的时限，但香港教授在周汝昌按时结束时说：“我愿意让出二十分钟，请周先生再讲。”等讲完了二十分钟，因台下听众听得入迷，主席又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继续。”听众热烈鼓掌，周汝昌就再讲下去。
第二天，在联合国工作的傅运筹又开车把周汝昌父女接到自己家里住下，邀来一伙台湾文化界的人士，请周汝昌讲《 红楼梦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后来出了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议上议定的。
夏志清、唐德刚等都是美籍华人，浦安迪（ Andrew H。 Plaks，1945年生 ）则是纯粹的白种人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周汝昌第一次去纽约讲学，先行到了普林斯顿。那天正好是阴历三月初四（ 阳历4月1日 ），周汝昌的七十岁生日，早饭时桌上摆满了鲜花。下午在“壮思堂”讲《 红楼梦 》，听众多为大陆和港、台的女学生，另有一位研究巴金小说的美国男士。听众中的中国大陆二女士，其中一位是吕正操的女儿，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得安，周汝昌本来认识。晚上浦安迪请周汝昌到一家华人餐馆吃晚饭，吴得安作陪。但浦安迪只坐着不吃饭，因为他信教，不吃猪肉。第二天吴得安又请周汝昌和台湾籍的高友工教授吃饭，高友工写的一篇论《 红楼梦 》诗境的英文论文，周汝昌很欣赏。这次高友工又对周汝昌说，你先把那几回关键的补出来——这当然是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的“探佚”了。
赵冈（ 1929年生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也是1980年就见过面了。周汝昌人生地不熟，赵冈很热情，对周家父女很是照顾。1986年除夕夜，周汝昌是在赵家度过的。周汝昌回忆说：“赵先生对我的健康与视力最关心了，几次三番开车陪我到大学医院去检查、诊目，有时是在大雪纷飞中开车到很远的这所校医院——大学是座‘无墙学府’，不是在一个圈圈里，比如图书馆又在另一地点。所以你若没车不好办，而车不像在国内必雇个司机，在那儿赵先生夫妇皆能开车。过八月节了，他会想着送月饼来——芝加哥的产品，送稿纸来……想得十分周到。后来他到北京，我请他在家吃‘家常饭’，比如锅贴，青韭炒黄菜，他都爱吃，总想北京的传统小吃，如‘驴打滚’、‘灌肠’……后来方知，他们夫妇就是在无量大人胡同斜对过一带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是名校清华大学出身。以后他又陪同台湾女作家、红学家康来新来访我，敦促我向台湾供稿……”
赵冈夫人请求周汝昌给写一幅《 葬花吟 》，这是周汝昌平生给别人写的字数最多的一个条幅，整整三大张横纸联结才写完。赵夫人裱好后珍藏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墙壁悬挂。这件书法佳品，当真算得上宝如珙璧了。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于1983年8月28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成立《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顾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