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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纭保ā�1997年 ）给张秉旺的信中说：“我对佛教有兴趣，并非磕头求福之意。这是个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问题，而我主要兴趣是民俗艺术（ 塑、画、建、绣、漆、雕、乐、唱、诵 ）……而且民间庙会实为一大‘农贸’，与万民同乐的古代中华百姓唯一的‘形式’与‘机会’（ 迷信不过其次要因子而已 ）……今日端节，门无蒲艾，臂无虎符，奈何！”对古董，对汉字，对民俗，周汝昌都怀有一番深深的情愫，说到底，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迷恋。
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科技工作者，张秉旺是这样评价周汝昌的：
“天才”二字，并无贬意，或以“天分”二字代之。周老应该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博闻强记，所以出书很快。写文章作诗，还是要有激情与悟性，否则难出佳品。周老作诗多、好、快，多数饱含激情。
周老讲《 红楼梦 》，从来不拿手稿，不疾不徐，看似信口说来，却是厚积薄发而成，听众听得丝丝入扣，点滴流入心头。讲解学术之事，固然有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这门专业有深深的悟解才行。
说到“悟”，中华文化更是突出。“悟”是一种境界，有了深度的浸淫才能达到。比如中医、太极拳、书法、诗词……都是如此。《 红楼梦 》文化蕴涵极深，必须深读细悟，用心灵与之交流，方能达悟解之境界。
说到底，任何学术都有“悟”的过程。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是在繁复的化学现象中悟出的。某化学家对苯（6炭12氢）的结构解不出来，睡梦中忽然悟出头尾相接即可完满，于是“苯环”呈示，从而出现大量环状化合物，成为系列。搞工程设计何尝不如此？学识、激情、悟性辐辏，方能出好的设计。
这种认识出自一个红学“票友”，也许比一些“红学界”中人对红学的感悟更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智慧吧。这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92年第二次印刷时，其责任编辑赵天琪在该书的《 编后赘语 》中所说的可谓一脉相通：
曾读过某君甚有见地的一短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中等资质的人都十分用功；而那些绝顶聪明的，多作逍遥游，满腹经纶，为己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的多，为后人留下的少，实乃憾事。”又指出他们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将智慧高悬，当作汲汲追求的目标”，而中国人则“把智慧涵于深心把玩，难怪少一种积极求索、努力建树、泽被后世的精神”。这话中深意，也真可令人玩味一番的了。凡读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和书法的人，都可以感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同时又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呢？
……台北友人带来的那首名为《 读破 》的诗，现在由我代录于下……其诗曰：
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
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这部辞典是在周汝昌指导下完成的，实际的主要组织编写者是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晁继周（ 1941年生 ），参加者则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的夫人杜琇、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湜华等九人。晁继周这样叙述他与周汝昌的交往：
1981年，我在北京市职工大学海淀分校兼现代汉语课。我教的那个班有九十个学生，大部分是“老三届”。有些学生基础很好，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现在很珍视读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他们的班主任李梦嘉老师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编写《〈 红楼梦 〉辞典 》，并建议由我主其事。参与此事的除我和李老师外，还有北京九中资深语文教师杜琇。我当时只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了。李老师辗转与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担任《〈 红楼梦 〉辞典 》的编写顾问。周先生慨然应允。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我的这支“队伍”确实水平有限，对《 红楼梦 》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编词典除我略知皮毛外，差不多全是门外汉，周先生难道不怕编出不像样的词典砸自己的牌子吗？有了周先生的支持，胆气壮多了，开始联系出版社。当时书界还没有《 红楼梦 》词典，这个选题还比较有吸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周汝昌先生当主编。当顾问已是出乎意料，当主编连想都不敢想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托人把出版社的要求转达周先生，惴惴不安地静候回音。没过几天，周先生托人带给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真是一诺千金！由周汝昌先生任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就这样上马了。
几天后，我到北京东城南竹竿胡同周先生旧宅第一次拜访了他。周先生当时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极谦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梦嘉老师是四川人，“晁”“曹”不分，我的姓氏由她传到周先生耳朵里，变成了“曹”。周先生对“曹”姓极敏感，一见面就问何方人氏，祖籍哪里。（后来一些曹姓师友也向我说过周先生曾询问过他们的祖籍。）当我说清楚是姓“晁”后，周先生也为自己的痴迷笑了起来。
这次见面，我和周先生研究了编纂《〈 红楼梦 〉辞典 》的指导思想，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对于采用的版本，虽然程高本是很不可取的，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只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的四卷本《 红楼梦 》，从读者考察需要出发，还得采用。到了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了的时候，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三卷本《 红楼梦 》出版，周先生建议收词改以新本为主，两种版本互为参照。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增加，但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等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就是用这部辞典提供的材料写出了《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的。周先生的建议对提升这部辞典的水平和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周先生除宏观指导外，在许多具体条目的注释上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看稿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最集中的一次有三百余张卡片（每张卡片是一个词条），送给周先生处理，先生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仍然一条一条地做了修改。
1987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 红楼梦 〉辞典 》终于出版了。周先生拿到样书的时候兴奋异常，提笔写了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事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稿费下来后，我和几位年轻人给周先生送去一份，先生坚决不收。我们反复解释，希望他收下自己应得的份额，周先生封了口：“这件事没商量。”
后来有关《 红楼梦 》的词典出了好多种，当然各有特色。比如红楼梦研究所编的“大辞典”所收词条概括面更广，包括作者家世交游、版本、续书、红学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周汝昌主编的这部辞典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也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但主要集中于“语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深度是其他一些同类词典难以企及的。而“语词”是阅读《 红楼梦 》最基本的部分，套用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是更面向“文本”的。这部辞典的一大特色，即晁继周所说将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不同版本的语词加以比较对照，这当然符合周汝昌严格区分曹、高“两种《 红楼梦 》”的学术宗旨。此外的一些内容，也都别具眼光，为其他同类词典所不及。如周汝昌在辞典《 序 》中所提示：
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余吧。
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
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
《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