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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打虎英雄武松是何等英武，且不说《水浒传》中的描写，在《金瓶梅》中他也是“脚尖飞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头落时，穷谷熊罴皆丧魄”的勇士。在《水浒传》里，当打虎英雄武松得知西门庆、潘金莲勾搭成奸毒杀兄弟武大后，在狮子楼上将西门庆掼下街心，一刀结束了那条歹毒的性命。到《金瓶梅》，武松在狮子楼非但未能格杀西门庆，却误伤了陪酒的皂隶李外传，实则让打虎英雄变成了唐？吉诃德，表演了一场误把风车当魔鬼来厮杀的滑稽剧了。其结果比唐？吉诃德更狼狈： 武松为兄报仇未遂却遭西门庆暗算被充军到孟州。西门庆这个漂亮的流氓竟然猛于老虎，打虎英雄武松竟败在人间猛虎西门庆手下。不禁令人感慨，打山中虎易，除人间虎难。
按《金瓶梅》的纪年，故事起自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迄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共约16年时间。西门庆出场时二十六七岁，死时33岁。这就是说，小说的主要情节经历的六七年，正是武松充军的年限（自政和三年到重和元年）。《水浒传》打虎故事的主角武松，到《金瓶梅》中退居配角。西门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却反客为主，成为第一号主角了。西门庆在武松拳下死里逃生，非但无所收敛，反而大逞其虎威，与潘金莲一虎一龙，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乃一个全景型的流氓。其为市井细民时，就是个横行里巷的流氓团伙的首领；经商时是个坑害同行、偷税漏税的不法商贩；从政时是个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官僚。即使是居家、嫖娼以至在床笫，他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举止装扮，他的语言谈吐，他的生活方方面面，无不充斥、弥漫着浓烈的流氓习气、流氓作风、流氓作派。西门庆在他生活的王国里俨然成了不可一世的“当代英雄”。塑造出这么个流氓的典型形象，是《金瓶梅》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重大贡献。因为有他就能透视出古今一切流氓的灵魂与身影；因为舍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或许就再也找不到如此形象、如此生动、如此典型的流氓。即使是后世蓬勃发展的“痞子文学”中的英雄豪杰，在这位先驱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因而要对我们的民族或一性格某侧面进行精神分析，就没有理由不去解剖西门庆这个名角。
中国的流氓源远流长。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上溯到孔墨，朱大可在《流氓的精神分析》中下述及洪秀全。可见中国的流氓有过庞大的家族与辉煌的历史。以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乎同时有陈宝良《中国流氓史》、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一大一小两部专著出版，较完备地勾勒了中国流氓的历史变迁。在鲁迅的笔下，流氓源自儒侠，却是盗侠的末流。他说： “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流氓的狂欢——西门庆的行为艺术（2）
鲁迅《流氓与文学》，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第791页，北京： 群言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他进而说： “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
鲁迅《流氓的变迁》，吴子敏等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362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朱大可将“丧地者”、“丧国者”、“丧本者”统称为流氓。
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钟山》1994年第6期。
把对流氓的分解，升华为对中国民族或一性格侧面的精神分析，是从鲁迅到朱大可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意向。
流氓从词义上讲，原指无业游民，后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遗憾的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太平御览》共55部4558个子目，《古今图书集成》共32典6109个部，可谓包罗万象，竟偏偏漏了“流氓”这一类。中国辞书也由来已久，但直到清康熙年间刊行的《佩文韵府》，“流氓”一词仍未进入中华词库。中国学者对“流氓”的注视，可能是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对“流氓无产者”的分析中获得灵感的，然后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作了有意义的解析。从鲁迅到朱大可都是从它的原义出发，走向对社会现象尤其是精神现象的分析。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却无视或忽视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个最典型的流氓形象——西门庆。鲁迅说： “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物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
鲁迅《流氓的变迁》，《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362页。
每读至此，我都惊讶鲁迅竟如此准确地预见了尔后的“痞子文学”（以痞子为主角的文学），然而又为他这篇名文未论及《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而深表遗憾。
显然，将流氓置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研究，将西门庆置之于中国流氓史中研究，是何等必要。“你想研究中国旧社会吗？请研究流氓；你想研究中国流氓吗？请研究西门庆。”友人知我在写这么一本以研究西门庆为主体的著作，为我拟了这么一段广告词。虽有过火之嫌，却又不无道理，因为西门庆堪称古今流氓的绝世标本。为感谢友人的美意，我将之写入这引言中。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交通官吏与纠集无赖
《金瓶梅》的精彩处，还不在于写了一个全景型的流氓，而在于写出了一个流氓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
西门庆原是个商人的独生子，虽为殷实之家却“算不得十分富贵”。（按，《水浒传》与词话本《金瓶梅》都说他是“破落户”。）不富不贵哪来的社会地位？论家势是“父母双亡，兄弟俱无”，中国是个宗法社会，社会势力往往以家族势力为基础，西门庆实无家族势力可言。论智能除了游戏技能（惹草招风、拳棒、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所不能）外，实则“不甚读书”。封建社会的入世原则是“学而优则仕”，一个“不甚读书”的人显然难以从“正途”踏上仕途。按理讲他在地方的能量是有限的，但“只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们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而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本只说西门庆“交通官吏”，却未具体说明他交通何方官吏，《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已交代西门庆作为一介乡民之所以能与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相浸润，就在于他发妻留下一女西门大姐，被许于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戬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按，词话本为“陈经济”）为妻室。有了这一姻亲，西门庆就挂上了朝中四大奸臣的关系网。
有了此关系网，就有许多好戏等着登台上演。如到了第十四回，花子虚被诸兄弟指控私吞花太监遗产抓进牢房，李瓶儿向西门庆求情时，西门庆就凭此关系大显神通。西门庆说： “问得东京开封府杨府尹乃蔡太京门生，蔡太京与我这四门亲家杨戬提督，都是当朝天子面前说得话的人。拿两个分上，去对杨府尹说，有个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京用些礼物，那提督杨爷与我舍下有亲，他肯受礼？”李瓶儿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交西门庆做人情费。西门庆仅用部分银两连夜打点，求了亲家陈洪一封书信，差人上京，由杨戬而蔡太师而杨府尹循环一周，层层打通关系，杨府尹虽“极是清廉”也不得不为花子虚一案大开绿灯。
而这件杰作的幕后导演西门庆则一举多得： 其一，利用关系网巩固关系网，将关系网用到位，用出惊人的效应。世间万物用进废退，关系网不用就会疏远。其二，在花子虚等人面前乃至清河一方显示了自己通天的本领，让人们敬之畏之。其三，李瓶儿以此事为契机，对西门庆由敬而慕，进而铺平了由奸而嫁的道路。其四，西门庆从花子虚案中大获其利。至此才把西门庆“与人把揽说事过钱”的行为情节化了，让人知道其生财之道。
明代官吏常服
西门庆深谙交通官吏的战术。西门庆有选择有目标地交通官吏，他与朝中四大奸臣皆有“浸润”，但目标是向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与当朝天子说得上话的首相蔡京靠拢。西门庆精通“送礼的艺术”，深知节假日、生日再加红白喜事，是向首长送礼献媚的最佳时机，但也不是谁想送礼就送得上去，送礼者往往苦于有时无机。西门庆给蔡京送生辰大礼，并非直接送往蔡京，而是先勾结上蔡京的管家（相当今日之生活秘书）翟谦，将翟作为接近蔡京的最坚实的跳板。为投翟谦所好，西门庆就地取材，将他伙计韩道国与他姘头王六儿的女儿选送给翟谦作妾。这样，西门庆才能将生辰厚礼送上蔡府。西门庆给蔡京送礼不但厚重而且新奇，令百官相形见绌，令蔡京喜上眉梢，可谓挖空心思的送礼高手。有蔡京这棵大树撑腰，西门庆真可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不过，他所求的恰恰是非仁非义： 以不仁不义之职，行不仁不义之便，得不仁不义之利，如之奈何！由此你不难明白，西门庆尚是一介乡民时，为何“满县人都惧怕他”。
西门庆在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