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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不习惯于在大庭广众面前侃侃而谈，更不习惯暴露于闪烁的闪光灯下。相反，他有些腼腆，有些胆怯，说话都不怎么顺畅。他努力想使自己保持镇静，好与自己目前的身份相符。可越是这样，他暴露得越彻底。
从他身上，随时都能够寻到一些农民的痕迹。无论他有多少财富，也无论多少人对他前呼后拥，骨子里的东西是一生都改变不了的。有记者这样描述黄光裕：“采访他时，他会坐在记者面前，不停地喝水，不一会儿，杯子就见底了。再给他续满，他又喝干了；再续满，再喝干。如此反复几次，几杯水就不见了。其实，他并不渴，也一点不感觉热。喝完水，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擦去洒在桌面上的水。不仅如此，他有时右腿架在左腿上，露出了袜子和一截腿。他长裤里面没有穿秋裤，尽管那已经是深秋的天气。”
“当黄光裕快步走来与你握手之时，那种平和与爽朗的笑声，让人感觉他与‘中国首富’这个头衔产生了落差。黄光裕说，什么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给变了，弱小的时候我是这样，企业大了以后还是这样。人的外表可以改变，但心态一旦变化了，可能就是根本问题。摆谱我不会，摆谱比照相还难受。”
今天的黄光裕已不能与20多年前的那个“为了养家糊口”而北上内蒙古做贸易生意的穷小子同日而语。
随着买卖的越做越大，当初的自卑小子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上市是他做梦都哭着喊着的话题。然而，单靠国内资本市场，他的希望异常渺茫，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香港。
也许命中该他成功。2000年，31岁的黄光裕认识了潮汕同乡詹培忠，并与他合作。詹培忠在香港资本市场上素有“金牌壳王”之称。黄光裕不仅从詹培忠那里学到了资本运作的魔术技巧，而且后来居上，在国美上市之后其融资技法甚至超越了对方。
20年是漫长的，20年也是弹指一挥间。黄光裕已从当初身无分文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坐拥数百亿元的富人。他觉得自己的财富异常“干净”，“这些钱是很多员工的劳动换来的，并不是偷来的抢来的。”
面对苏宁发出的种种言论，他并不像一般老板那样说什么“我不评论对手”，而是坚决、犀利地予以回击。对于大中究竟何去何从的话题，他也不会像陈晓那样拐弯抹角暗示，而是直截了当地断言：“大局已定”，并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注解。谈到那些对他又爱又恨的厂家，他不做自我检讨，而是立即反驳：“他们需要提高境界”。
黄光裕的神话的确太迷人了，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嫌旅游都浪费时间的人还会是接下去的若干年后的中国首富吗？如今，这个当初从潮汕走来的、梳着大背头的少年已经全然没有当年的懵懂和仅仅想走出来的惶惑了。在他的身边环立着无数业界精英，他们仰视着他，而他的目光却投向了远方。
商人的算计能力
一个不会算计、不愿算计、不能算计的人，比如你打牌不愿记牌、算牌，还是不要去做商人为好。
算计能力是一个人做生意最基本的能力。算计能力不仅仅是计算的能力，一个计算机或数学博士往往在商场上算计不过一个没有文化但有经验的生意人，这是非常正常的。
虽然算计的能力首先是对数字的敏感与心算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基本与文化素质、数学能力关联并不是很紧密。很多生意一般都是在电话中与饭桌上完成的，有时候合作方报出一个价来，你要能迅速判断是否对自己有利，还价的价格又计算得比较合理、对方可以接受从而做成生意。如果你说我要考虑一下或者拿出计算器按来按去，你的生意的机会已经失去大半。
有两位大学生给一个刚刚起步做县级房地产生意的小建筑包工头做房地产策划，做市场调查时碰到一个小学没有毕业修车的老板，他要买他们策划地盘的1/16比例的商业用地，并要他当场报价。本来从一个长方形土地切成两个相连的小长方形土地，是一个连初中生都会算的简单的数学题，但因为涉及每条边的价值不一样，临街与不临街的土地面积价值不一样，十字路口的土地价值又不一样，各种转让费用也要考虑、对整个房地产项目利弊因素也要考虑。
简单计算题一下子复杂起来。这两位大学生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研究才算出报价来。他们给老板打电话请示，他沉吟一下，给出了一个最合理但最生意化的算法，就报出合理的价格，而且考虑到税、公关成本等很多因素，且与修车老板、两位大学生报价大致相一致。两年后这个包工头已经成为江西房地产亿万富翁，那个修车的也成为江西余干县最大汽车修配厂的千万级老板。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服气：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即使你做到跨国企业的总裁，由于你是打工的，你的算计能力可能不如一个摆摊的小贩。
作为首富，黄光裕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同样令人惊叹的也包括他的“算计”能力。黄光裕是个很实在的人，不好讲空话，也不讲大话，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买卖人，也从不忌讳别人说他赚了钱。
无论做什么，做买卖发家的黄光裕都要在心里算上一笔账，掂量是否合算。即使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做《对话》节目，他都说：“我们做买卖的嘛，我们算过一笔账，《对话》栏目影响很大，许多人想花钱来都来不了。你们是对我们做免费宣传，我就来了。”
如此精算，自然与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不太一样，这从他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
“这个事情对个人的意义不大，我不在乎这个。从企业的层面上来说，这是企业宣传。我跟员工说，做事要考虑以后。一个要饭的在马路边，你走过去，不理他，这对你没什么影响；而你要是过去骂他一顿，或者踢他一脚，你可能这一天甚至一生都受影响。你把钱掏出来，力所能及地给他花，这对你来讲是高兴的，无所谓。”他轻松地说。
喜欢算账的黄光裕也喜欢提出高目标，有时会让业务总经理们在大会上“向全体员工展示军令状”，公布其销售任务目标。在国美开始集团作战后，黄光裕相信命令的简单有效，就如部队的口号最后简化成“一二一”一样。“老总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便排山倒海似的冲上去。”
因为发展太快，不少人替黄光裕操心国美的经营安全。他其实最操心，时刻都在防止问题的发生，在从最恶劣的环境和角度去考虑问题。黄光裕经常讲，任何一个企业都会犯错，重要的是怎么对待错误，并积极去修复。“比如说我们提了一个口号是‘开店开得好，不如关店关得好’。我们承认我们开那么多店，可能会出现错误。错了没有问题，你要去承认。”为此，他出台规定，希望每年将开业1年以上的店关掉5％（实际为2％左右）。因为他深信一定会有错误，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错误找出来，而且还要当成指标去完成。为了监督执行，他还设定了一个“跟踪办公室”，叫做“180办公室”。专门针对开足180天的店进行综合分析，而且是以关好店为目标去工作。
他说：“我这个机制是逼着他们一定要去做检讨，不需要关，或者没有店可以关、关不到这个量，都要给我做交代，为什么不关？”
“关好店”除有利于已开业门店经营外，还为更快速、简单开店提供了基础。这里还有黄光裕的一笔聪明账：与其为开店做太多的论证，不如先开起来，论证太久的开店成本往往比关店还大。“我要花一年的时间去论证一个地方，准确率会高。但论证完了，这个地方会不会还是我的，或者是一年才命中的话，竞争对手也好，开店成本也好，都高了。我们都是从最恶劣的角度，去做我们这个市场。”
同样，面对部分厂家认为国美的价格低，进场费高，黄光裕对这笔账也算得很清。黄光裕则认为这种想法很傻，“很简单的道理，你的东西卖不出去说国美不给你卖，卖出去挣不着钱说是国美给你压低价格了。”
对这笔账，他是这样算的：“进场费是我们利润的组成部分，平均占销售额的2％，我们的毛利润大概在12％左右，费用接近9％，上完税之后大概只有1％多点。不给进场费可以，那厂家把利润给我提到12％。进场费起的作用就是大家有一个调剂，对于他们来讲是成本，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利润。”
一直以来，买卖双方都被认为是敌对的关系，黄光裕恰恰认为双方应该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定是利益分配放在一边，大家要共同合作起来的。”让黄光裕这么一说，似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创业成功与上大学有关吗坦白讲，我目前还没有看过一本完整的书。我看书的习惯是，根据实际目标和课题，我不会看完整部书，根据实际情况看我需要的章节。
――黄光裕
对于黄光裕的学历，历来也有不少争议。有种说法是黄光裕初中未毕业就北上内蒙古打工，也就是说，黄光裕真实的学历应该是小学学历。但在此后人们看看到的黄光裕的简历，却被冠之以“大专”学历。
有据可查的资料是，1988年7月～1992年7月，黄光裕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院学习，四年制应该是“本科”学历，怎么就变成“大专”了呢？前前后后一联想，就让人疑窦丛生！
即便有这样的传闻与学习经历，但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还是闻不到书香。在很多公司老总的办公室里，大多放着高高的书架，里面多会重重叠叠地放着一大堆书籍，或零乱摆放，或井然有序，以表现一种儒商文化。但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没有书柜，更看不到书的影子。黄光裕说：“我是很少看书的，至今我还没有看完过一本书。对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