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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