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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被灰尘覆盖。这时候的林雨峰实在太困了，困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知为什么，他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小时候常听的一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他在心里苍凉地感叹：人，原来是可以被憋死的。
林雨峰看了看脚下的山崖，心里说：就这样吧。方向盘一偏冲下山崖，接着是汽车翻滚跌撞的响声，接着是谷底闪起一团火光……
第四十四章
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诉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以乐圣公司的败诉而宣告结束，一场诉讼在乐圣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使格律诗公司一夜之间名扬四方，诸如扶贫的公司、发烧友的朋友、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几乎所有的化妆品都涂到了格律诗品牌的脸蛋儿上，没有花一分钱广告费而获得了最好的广告效应。同时，这场诉讼也把乐圣公司逼上绝境，或倒闭，或就范，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
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雨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
《是法律的失败还是文化的失败？》一文摘录：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
《给强者的道德构建一个文化平台》一文摘录：
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
《谁在移动道德底线？》一文摘录：
我们观想一个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允许人民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对人民的恩赐，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无疑应该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如果这个允许人民致富的政策是这个政府本该如此作为的天职，那么所有因为这个政策挣了钱的纳税人就无须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满意。如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弱势群体，纳税人的荣誉、价值怎么体现？弱势群体应该对谁表示感谢？这个恩德应该记在谁的账上？纳税人是应该感恩戴德，还是应该享有荣誉？纳税人有没有可能在解决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
《关于杀富济贫的思考》一文摘录：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一文摘录：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强盗 最坏的英雄》一文摘录：
某某某杀了一个与他无怨无仇的人，葬送了这个行业惟一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这不叫扶贫，这是杀富济贫。他把“扶贫”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扬起，用那么多人的劳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把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当奶妈走了以后……》一文摘录：
假如没有某某某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能有今天吗？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幕后人物，王庙村就真能得救吗？它的本质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拼的就是“不是人”。这种以农舍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具有先天发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谈不上高端技术储备和后续产品开发。如果以牺牲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竞争优势，将把相当一部分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业拖入绝境，无异于打家劫舍、开仓放粮，陷入小农经济的低水平恶性竞争。
《扶贫的出路在哪里？救世主在哪儿？》一文摘录：
民无“主”，并非真的无主，而是没有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主”，只有依赖强者道德的“主”，即为“你要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杀富可以济贫，但本质是济，不是得救。基督教让他们靠上帝，佛教让他们靠佛恩，传统文化给了农民什么？谁来给农民做主？农民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假如“格律诗模式”蔓延》……
《弱势群体的得救之道在哪里？》……
《得救的标准是什么？》……
《以扶贫的名义……》……
《痞性？德性？道性？》……
《强者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
在这种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种社会评论会铺天盖地，也知道自己会招惹一片嘘声。至于别人是什么观点？对与不对？他已经不再关心了，因为芮小丹不在了，这一切于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
谁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然而，丁元英这个名字却无疑已经臭名昭著。
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亚文和刘冰应丁元英的约见同车从北京来古城。肖亚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刘冰送到丁元英的楼下，然后开车去维纳斯酒店，回避了。
刘冰自从退股以后一直处在一种尴尬而懊悔的心态里，此时来见丁元英不免生出几分生疏和拘谨。他敲开门，极不自然地笑笑说：“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请刘冰坐下，把烟递过去，说：“我这儿准备准备，最近就走了。趁中秋节叫你过来，有几句话咱们絮叨絮叨，你也趁这空儿回家过个节。”
刘冰说：“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没啥表示……”
丁元英摆摆手不让他说这个，自己点上一支烟，把打火机递过去，说：“刘冰，咱们终归是有段唱片的交情，临走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怎么打算？”
刘冰这次把烟点上了，说：“没啥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从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
丁元英说：“公司刚筹建那会儿，好多事都得顾及人情。现在公司改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只靠人情不行。你心里得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
刘冰摇摇头说：“退股的事我把欧阳雪伤了，肖总对我肯定有看法，她现在正忙着跟乐圣公司谈判，好多事顾不过来，等她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了。”
丁元英问：“既然你预见到结果了，你的坚持为的是什么？”
刘冰说：“我好歹也是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地方就没用了。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就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干点事，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呆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
丁元英问：“如果当时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会不会退股？”
刘冰说：“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已经事先算计好了。”
丁元英到里屋拿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放到刘冰面前，文件袋的纸张、颜色、字迹都显得有些陈旧，档案袋被封线缠上，用胶水和纸条把口和白线全部封住，上面又覆盖一层红色蜡封。档案袋上的建档日期是1996年11月12日，封条的日期是1998年10月3日，档案袋的名称是《格律诗公司文件》。
过去的两年里，刘冰在不同场合曾经多次见到过这个档案袋。
丁元英说：“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两年，这个档案袋里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再审推翻原判决，你清楚公司会面临什么后果。”
刘冰呆呆地看着，神情紧张，顿时有一种阴森森、冷飕飕的阴谋感。他下意识地把这个用封条和封蜡双层密封的档案袋拿在手里，仿佛抓住了命运的主宰。
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