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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能让我们至少能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末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睿智，为的是我女儿、我的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康妮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脑部减积”，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上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8。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情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2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3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形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3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几乎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详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动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9。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
回到家中，吉娜总是不放心地围着我转，可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能做些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毕竟只有13岁，原先她心目中的父亲总是精力充沛、体格健硕的，可在活组织切片手术之后，整个人都变得病怏怏了。但她姐姐玛瑞安比她深谙命运多磨，因为玛瑞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玛瑞安用自己的行动给妹妹做了示范。当玛瑞安见到我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拥抱我，示意自己妹妹“如法炮制”。这样一来，生活的阴霾就不会显得那般逼仄了，可以用更加恬淡的心态来接受疾病苦痛和那命运多磨。
在那些刚刚坠入深渊的日日夜夜，我们4个人在新公寓楼里相依相偎，让我不禁想起从前熟悉的片段，心中平添几分慰藉。我们互相取暖，玛瑞安和吉娜两人又在一起玩耍了，看着电影，在谈笑欢娱中试着忘却痛苦。不过，入夜之后，每个人都发现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总有人因为心痛难忍而泪湿枕畔。吉娜和我会发现彼此半夜都不约起身，唏嘘不已。她会察觉我在夜色中抽泣，我也会躺在她床上和她互诉衷肠。我也可能挑灯夜战，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开卷部分，吉娜可能会端坐在我身旁，静静地守候着我。她也许会念诗给我听，我经常会送诗集给她，包括我小时候读过珍藏的一本，不过我一直都无法很好领会其中的精妙之处，我在诗歌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不过，吉娜和我不同，她能写诗，也爱读诗。我总是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她母亲和我的优点。不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即便是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我所最熟悉的爱人康妮，身上都有不为我所知的潜质。
有一次，在夜阑时分，吉娜突然朗诵起了诗人约翰？多恩的名作：“死神莫骄狂，虽人惶惶不安，说你，蛮横且可怖，然你实属外强中干……”在这首十四行诗中，作者把死亡比喻成长眠。我并不同意作者的看法，把离开人世看作陷入长眠和我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我坚信，如果能在生前安排妥当，死后留下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而非只是陷入冰冷的长眠而已。
当时已经是凌晨1时了，此时我并非要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只是也想知道别人对于死的不同见解。
其实，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从来都没有在人之生死这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心理调适。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及这一次和死神的距离这么近。当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时，母亲告诫我分清激情与天赋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她那么说是为了保护我，不想我全力以赴地追寻棒球梦，却在中学毕业之后发现强者如林，实现自己所谓的“志向”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那我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好在当时我及时地调整了心态，1966年暑假的大段时间刚好让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可是现在，并没有一个暑假来让我进行调适，我可能就只能活上一个暑假的时间而已了。我需要做出人生最快也是最大的调整。如果我想摆脱整日郁郁不乐的境地，如果我要迎接阳光，那么我必须要快速有效地做出调整。虽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剧变，可我要出色地闯过这一关。
简而言之，我就是要延续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原来的计划，保持我原来做人的本色，也就是还要做好一个会计、一个商界高管和一个首席执行官。
如果公司在商业运营上出现了损失，比方说我们的一个潜在顾客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非我们，公司马上就会进行经验总结。我往往向我的团队提出以下这些问题，其实这也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客户会最终放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