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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这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的品种——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来；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以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他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 300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30里尔，而30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 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缘乱的视野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还有一个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宣称：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经过数千年的地区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的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的会合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于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 2O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诸国家呢？
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运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衬衫价格的 10倍这一事实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可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香料的东西。这种东西由美洲的银矿提供了。东方总是渴望接受金银。达·伽马离开印度时，卡利库特国王让他转交一封给葡萄牙国王的短简，内容是，“贵王朝的瓦斯科·达·伽马先生来我国，我很高兴。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宝石。我请求您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的布。”美洲提供了国王所需求的金银，从而使绕好望角航路的贸易得以充分发展。因此，有人评论说：“哥伦布的航海是对达·伽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到场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不和。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有着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他们资源方面的低劣状况。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纷争。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需要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成功的决心比亚洲诸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定。整个 15世纪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富，派出一支又一支远征队；这种持续不变的远征运动是亚洲所没有的。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而归来时，葡萄牙朝廷准备迅速地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诸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葡萄牙人具有将舰艇编队布阵的本领，而不是依靠组成舰队的舰艇各自单独作战。更重要的则是葡萄牙人的海军火炮和射击技术。西欧人当时正发展起新的、有效的海军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用作流动炮台，而不是用作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见第二章第四节）。火炮而非步兵这时成为海战的主要工具，火炮是用来攻击敌舰而不是攻击舰上人员的。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海军力量，从而控制香料贸易。
当然，由此并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海军火炮控制范围以外的陆上地区。实际上，印度人很快就开始雇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来加强他们原始的大炮。大约 12年后，有个葡萄牙指挥官评论说：“我们与之作战的民族不再和过去一样……火炮、枪支和要塞都依照我们的惯例。”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没有希望征服一个陆上帝国。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和战略。
他们的目标是垄断香料贸易，并在可能的地方击败穆斯林敌人和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从产地运送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阿拉伯中间人。这并非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阿拉伯人经营这一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从亚历山大到马六甲的整个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有着很深的根基。此外，阿拉伯人是爱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们在经济上为自己所定居的地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只要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公正对待，他们就不企图夺取政治权力。因此，随着每个外侨社团都能享有习俗、宗教和贸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区呈现着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 1442年，即葡萄牙人到来前仅半个世纪时，有位波斯旅行者访问了卡利库特，之后，他报道了一种理想的、放任主义的统治方式；
安全感和公正原则已稳固地确立，因此，商人们把许多货物从沿海各国运到那里；他们不会想到有必要检查帐目或照管货物，便卸下货，毫不犹豫地送货利市场和集市上去。……每艘船，无论它来自哪里或将开往何方，入港时都会得到和其他船一样的待遇，不会遇到任何须忍受的麻烦。
根据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为“海洋主人”的贸易垄断权的葡萄牙人，会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和狂妄之徒。因此，葡萄牙人不仅不得不与阿拉伯商人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还不得不和当地印度教的大多数王公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葡萄牙人尽管遭到反对，还是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在数十年间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 1509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出入印度洋的狭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是分别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企图占领卡利库特，但失败了，遂攻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大本营，果阿直到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葡萄牙人起先同中国政府闹纠纷，因为马六甲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他们逃到北京控告凶暴、野蛮的欧洲人。但是，葡萄牙人及时地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他们从那里继续从事在远东的交易（见第四章第四节）。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每年，葡萄牙船队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向船只提供粮食和整修的贸易站——南航，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的另一属地、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航抵科钦和锡兰，在那里，把从周围地区收购来的香料装上船。再往东去是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东亚贸易；在东亚贸易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业者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利。
凭借这张由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亚伯奎实现了他在围攻马六甲期间向部下提出的目标。他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和威尼斯商人争夺他们以往通常在地中海东部请港口获得的“香料”。亚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