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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 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6O0至1773年，因有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折磨和以火刑烧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而同时，又阻止那些将自焚视作一种崇高美德的寡妇自愿让火烧死。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天主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开始时比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土，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过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惊奇地发现有些欧洲人是“真正的绅士”，所以赞扬欧洲人，写了一篇最表示赞赏的评论：
天主国（上天之主的国家，
即天主教国，可能指意大利）较远地位于佛教国（印度）的西面。那里的人们懂得文学，而且同中国人一样博学且举止优雅。有卜利玛窦（马特奥·里奇）的人来自该国；他取道印度，经过四年远足，抵达广东边界。他们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词），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样。他写的著作中，有一本题名为《天学实义》（基督教的真实含义）；该书常运用与儒教相比较的方法阐明真理，但是，尖锐地批评了佛教和道教有关虚无和空寂的理论。……我非常喜欢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规劝教区居民时更诚挚，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总是喜欢用晦涩难解、无条理的话来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谈话时，很有礼貌；如果受到挑战，他辩论起来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国也有真正的绅士。
这篇颂辞是个例外。中国大部分学者都拒绝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 1715年3月颁布“自该日”训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祭祖或尊孔的仪式之后，中国皇帝康熙轻蔑地说：“读了这篇训令，我所能说的是，西方人，象他们那样愚蠢的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经籍；当他们说话时，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现已阅完的这篇训令颇类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种种迷信玩意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象这篇训令那样充满了大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他们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为瞎子。假如是这种气氛，那么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夭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 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较早的年代里，在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见识且观察力敏锐的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也表示过类似的赞美。1555年，巴斯贝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苏里曼比作雷电——”他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巴斯贝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且对基于严格的人才制度的奥斯曼官僚机构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许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明显起来，其中包括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对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等的学会论文集》中。该书第十一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棉状毛的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 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典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不过，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确开始热中于印度文化。欧洲一般公众在这时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关德里“莫卧儿大帝”的财富和豪华生活的报道已使他们为之激动。1658至1667年间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国医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对著名的孔雀宝座作了以下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人们对这段描述的反应。
莫卧儿大帝有七张豪华的宝座，一张宝座完全镶嵌以钻石，其余的则镶嵌以红宝石、绿室石或珍珠。……但是，据我看来，这豪华的宝座的最奢华之处在于：支撑华盖的 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丽的珍珠环绕着；这些珍珠又圆又明亮，每颗重六至十克拉。在距离宝座四呎的两侧，各有两顶固定的伞；伞杆高七、八呎，伞上镶满了钻石、红宝石和珍珠。这些幸是用红色的天鹅绒制成的，绣有花纹，四周围以珍珠作缘饰。
随着欧洲人逐渐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学，他们对印度及其文明的肤浅认识开始深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1788—1860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 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巨大的本陆块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届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偏狭。 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