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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冒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但是，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然而，韦尼勒不顾一切，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最后，法国军队举行起义，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于是，当时被称为“吸血鬼”的韦尼勒由贝当将军取代；贝当转而采取守势，并尽力排解土兵们的不满。再往北去，黑格将军指挥的、完全由英国军队发动的一次战役同样损失巨大、同样徒劳无益。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 40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只伤亡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作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中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出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 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8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 · 约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诚和戒律的神圣信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始终不安分的诸从属民族国家，这时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不相信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图斯亲王到法国去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给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战壕里的英国土兵在一首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这首歌中有这样几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弹嘘嘘，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 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从欧洲阶段到全球阶段 1917年出现于全欧洲的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普遍；在俄国，3月和11月爆发了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且深到地影响了战后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实际上，1917年因两大发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迅速决定了战争胜败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
关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点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与1904 — 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 1914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的最后胜利。 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 …… 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 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 “ 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任务。 ”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 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
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