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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克里特岛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古代的克里特岛人象希腊神话中的亚尔古英雄，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见第六章第三节）。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羊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 11世纪，他们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还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又从那里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九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腓尼基人甚至还大胆地超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胖尼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岸的商业据点加的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冒风险的大西洋贸易中的一个小站而建立的。
从约公元前 11世纪到8世纪后期，眯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那时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许可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埃达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这些埃达鲁斯坎人由于受当地铁资源为吸引，早在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前来定居，并发展起意大利最早的城市文明。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尬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为事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 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做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 510年从印度河启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就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的、地理知识更为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请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向西面的大力扩张，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地区间贸易的最重要一项丝织品的运销。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下文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一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 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声称自己是罗马的官方使者。这种欺骗，汉朝廷无疑是能察觉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帝国“礼物”仅仅是一些早已由商人买来过的、附近东南亚的产品。不过，奉献“贡品”这一行为本身颇讨中国人喜欢，因而，中国人很可能就允许这些西方人装载可致厚利的丝织品而归。
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似乎预示着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 3世纪和4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不过，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2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320－647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如同第九章中将提到的，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对邻近地区和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对北疆以北地区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对孟加拉湾对岸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见下一节）。
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当时的印度文献常提到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苏瓦那拜赫米的事，说那地方的人比较原始，主要靠种稻为生，没有复杂的政治组织或较为高级的文化传统：因而，当印度商人和冒险者要与当地的首户通婚，在那里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并强行控制他们的经济时，也比较容易做到。这种大好机遇不仅招引来许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罗门和武士们；结果，印度文化被大规模地移植到东南亚诸岛屿和大陆上，并有许多印度王国在那里建立。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在通常情况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来移民影响的当地首户；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