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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欧的独立自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西欧国家已无需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因而在政治问题的处理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显著增长的生产率、全面的繁荣和共同市场的建立使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使西欧具有能与美国相比的经济实力。
在欧洲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市场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从中古时代起，哲学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统一西欧的种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们什么也没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使人们对基于完全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时。 20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考虑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但是，大萧条的来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结束了欧洲一体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空前破坏再次使人们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摆脱国际混乱局面。 1950年5月9日，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钢联营作为发展欧洲一体化的小规模试验厂。这一建议旨在将为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这四个国家所分割的莱茵河流域的煤铁资源合并起来，做到使战争象舒曼所说的那样“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从而减轻法国对工业复兴的西德的担忧。
舒曼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被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而成立的组织就称为“欧洲煤钢联营”（ECSC），它于
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员国有 6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这些成员国给了欧洲煤钢联营以决定价格、确定进出口税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权力。它们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高级委员会，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决议由经成员国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煤钢联营联合大会作出；各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则由联营机构自己的法院解决。欧洲煤钢联营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不仅去掉了联营成员国中煤、钢产品的所有关税，而且消除了各种限制，如定额、进出口许可证、差别性运价或价格级差等。到1954年年中时，运过联营成员国边界的煤和钢比欧洲煤钢联营出现以前大约多40％。
但这仅仅是西欧一体化的开端。下一步的行动是， 1957年3月25日，6个成员国又签订了两项条约，建立了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共同市场。欧洲原子能联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将来同核大国之间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准备。它包括共同进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换原子能情报和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进行原子能装备及物资的贸易等。欧洲原子能联营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相似，所不同的仅在于它只关心将原子力量用于和平目的。共同市场的建立更为重要，园为它的目的是将欧洲煤钢联营的工作扩大到所有产品和所有部门，在规定的时期内减少所有的内部关税，到1969年12月31日时，取消所有这些关税，使6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时，欧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一体化，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发展，如引进美国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1950年至1964年间，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7。1％、5。6％和4。9％，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只有3．5％。西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另一迹象是：1948年至1962年间，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黄金中所占的份额已从71％下降到40％，而西欧所占的份额则从15％上升到44％。
与西欧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似的是政治关系的相应变化。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尤其如此，戴高乐在各个领域里都推行其独立自主的政策。这一点在 1963年他不批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时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起初，英国拒绝加入共同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着放弃它与英联邦的优惠贸易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历来不愿意与欧洲大陆牵连在一起。丘吉尔曾对众议院这样说：“我们和它们意见相同，但不属于它们。”因此，1960年，英国组织了更具限制性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称为“外七国”，以区别于“内六国”。这一联盟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但和共同市场不一样，它没有规定超国家的控制手段和协调手段，也没要求对外部世界设立一种共同的关税。“外七国”并未有效地起作用，这反映在英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中。1962年，英国开始进行谈判，要求加入“内六国”，但有关英联邦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麻烦。另外，还有政治上的难题，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阐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由他扮演领导角色的“严格的欧洲组织”。
戴高乐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核武器的独立自主方针同样具有决定性。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北约组织的军队装备常规武器，而美国仍准备在必要时用其强大的核突击部队进行干涉。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战略，因为它使决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且只有华盛顿才能决定什么时候使用这种力量。因此，他着手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得到核潜艇和氢弹的支持，戴高乐认为核潜艇和氢弹是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础。例如， 1962年12月，他拒绝了麦克米伦首相和肯尼迪总统签订的有关建立一支配备带英国弹头的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北约组织核力量的协定。对戴高乐来说，这有点象在受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支配，他讨厌受这种支配，尤其是因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的那种不幸关系。同样，戴高乐拒绝遵守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禁止进一步在水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进行核爆炸，这一点是法国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妨碍法国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乐的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 1964年1月27日，他不顾华盛顿的一再抗议，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了共产党中国。三天后，他解释说，他只是在”承认世界的现状”。他又说：“在这块（亚洲）大陆上，不能想象会出现不牵涉到它（中国）的和平或战争；难以让人相信，没有中国的参加，也能缔结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而我们法国人对缔结这样一个协定特别关心。”因此，这位将军也在东南亚发起挑战，而美国当时正在那里用金钱、武器和军事代表团支持越南当局镇压越共的共产主义反叛者。戴高乐确信，美国的这些努力注定要失败，美国人将被赶出去，正如法国人10年前被赶走一样。因而，他极力主张整个地区中立化，因为这将“驱除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
这就是戴高乐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而且，这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挑战，他派遣法国外交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访问墨西哥（ 1964年3月）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访问墨西哥时，他着重强调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传统和大国集团的“独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他虽然没有戴高乐那么好斗，但也很有主见。这一点在1970年初表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喷气式飞机之际同意将幻影式战斗机出售给利比亚。
四、东欧赢得自治
在西欧不依赖美国而独立的同时，东欧正从苏联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东欧之所以能有这种变化，也是由于美苏的军事僵局和冷战的缓和。对东欧来说，另一重要因素是苏联领导人的变动。斯大林的去世不仅在苏联国内事务方面，而区在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的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的、稳定的领导层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莫斯科出现的。最初，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非正式的五人执政团——代表官僚机构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义者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军界的布尔加宁元帅、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代表党的机构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三个月中，这个执政团因贝利亚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贝利亚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因此他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畏惧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于独裁统治后期过分猜疑的几年中。这时，他的同僚首先剥夺了他的权力，然后于 1953年12月将他处决。事实证明，这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仍远远享受不到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对深夜敲门和随即而来的枪决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担心已越来越小。苏联领导人也比较安心了。从此以后，他们若在经常性的政府改组和清党运动中失去权力，已无须付出他们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职或发配到乡下以后屈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执掌领导权的马林科夫将斯大林的发展军备和重工业生产的重点转移到为长期受到忽视的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方面。他通过放宽政府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减少上交定额和增加农产品灼报酬来鼓励农民。在对外事务方面；马林科夫准许卫星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甚至还对西方列强作出愿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没有一个有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