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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希腊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独特的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非宗教和宗教的核心，艺术和建筑在神庙上得到最高度的表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处，如雅典卫城的圣地帕台浓神庙就是为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加以装饰。雕刻大师如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不仅在神庙的墙壁和三角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内部塑造雕像。他们的作品与后来的罗马雕刻的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带有综合性，即只是强调表规模型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一个个模型照搬。谈到希腊雕刻；也不应忽视希腊硬币，它们为这一时代的雕刻提供了一些最好的例子。总之，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同样的对比也明显地存在于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 6世纪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起来向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挑战。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他论证说，气稀薄化，便成为火；气逐渐凝聚就决策成为风、云、水、土、石头。据现代科学看来，这些观点似乎是朴素的，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求神的帮助，是通过自由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找答案。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还以同样方式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而且，后者的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他们也汲取了，并加以发展，使其具有很有条理的逻辑结构。
约公元前 5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就智者派而言，尤其如此。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 427－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他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柏拉图曾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接受他的学说，付诸实践，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绘一批批弟子讲学，达40年之久。他教导弟子们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相应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所以，整个现实世界是完善的理念世界的不完善的摹本。柏拉图认为，善不是变动不尽的现实世界的知识，而是真实的理念世界的知识。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亚里土多德（公元前 384…322年）。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卓越贡献主要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诸领域，他实际上是这些学科的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论述古典希腊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 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描述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按照通常的做法，须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