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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官。穷翰林的实惠，哪里及得上县太爷，所以许多人宁肯这三年白干，也指望去地方上仍旧从七品芝麻官做起。不过这三年总有个报酬吧？于是便有“带缺出京”的制度，即在京里就给你安排好上哪儿了，用不着候补，径直赴任就行。因此有了“老虎班”的外号。
比进士稍次而排在第二位的是举人。进士叫“两榜出身”，举人是“一榜出身”，都属于“清流”。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每隔若干年，在这些一榜出身者中间挑选一批人去当地方官，这叫“大挑”。“大挑”中获隽者，又分两等出路，第一等安排当知县、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或调剂借补为州同知、州判、府经历等，共有九班；第二等安排当教谕、学正、训导，共有三班。轻薄者给取了个外号，叫“九流三教”。
“大挑”的进行方式，名义上是由大臣举行“面试”，具体做法为：皇帝钦点若干大臣，一起坐在内阁里，参加“大挑”的举人每20人为一队，排好秩序后进去。大臣们照着名单念一个，下面应一声。全点过后，大臣们商量一下，又开始唱名了。先唱三个，这三个都是一等补用了；再唱八个，这八个人全没挑上，叫作〃八仙”；剩下的九个，不再唱名，都以教谕、训导即先前讲过的二等补用了。然后，20个人全退出去，再换一队进来。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一、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2）
读者要问了，这种面试可真是闻所未闻，凭什么根据分的一等二等，又凭啥理由剔出〃八仙”呢？
凭相貌。全看你爹你妈给你怎样造就了。搽润肤霜美容膏也没有用，大臣们看脸型和身段。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
“同”，就是长方脸；“田”，就是四方脸；“贯”，就是头大身直体长；“日”，就是长短肥瘦都适中，又站得端直。凡适合以上四个字的，都入选。
“身”，就是体斜不正；“甲”，就是大头小身体；“气”，就是单肩高耸；“由”，就是小头大身体。凡不幸滑入这四个字的，都落选。现在，读者们该知道为何他们被叫作〃八仙”了：站在一块儿，便是一个个李铁拐扶张果老的模样了。
“清流”以外而仍旧算得上是正途的，就是各级官立学校的学生。在首都太学里念书的叫太学生，后来太学改叫国子监了，念书人又叫监生。太学生或监生大多是从县学、府学里一级一级考上来的。又有一部分年资较深的县、府学生以及分试中的副榜（即备取生），老考不上，也以各种贡生的名义混进这笔帐内，其实主要是看年龄了。如《三言》编者冯梦龙57岁才得贡生，6l岁给个知县，他还算是复社名人，不少人能巴结个佐式就不错了，更有充杂职的。
荐举和征辟，也算是正途，曹操这个县尉就是靠荐举得来的，前述明太祖重视荐举人才，亦是一例。保举也可以算在荐举内，如参与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事，有了劳绩，可以由主官保举，给个做官资格。前一节讲到“生老病死”中人以办捐得官，就是一例。征辟就是由君主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人才，有时也叫征召，可以毛遂自荐。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宗巡幸山东，武进人黄仲则以诗才为皇上所闻，把他召来面试，带回北京，分在武英殿写签条，这也叫征辟；以后积劳绩得保举，派出去当个县署主簿，是九品衔；后来再自己掏钱捐官，总算又升了一品，当个八品县丞。一个民间诗人，走过征辟、荐举、捐纳三段道路，也只不过混上个“二尹”，足见州县衙门里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可以自拉自唱上一段“杨四郎坐宫内”的人还真不少啊。．
世袭和恩荫、难荫等，过去也被视为正途，实际情况是泾渭交流，不干不净的事情多得很。两汉魏晋时的世袭是赤裸裸的，门阀世族有代代做官的特权，好比是艾滋病毒，通过血液可以由父兄传染给子弟，还生怕被别人染了去，于是大搞世族之间的政治通婚，保证“艾滋病”的专利。前文讲到过北齐时派出大批世家子弟出去当县太爷，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宋时代的世袭，稍微隐蔽了一点。如唐朝让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太学和国子学，这就为他们得官创造丁条件；宋朝的“补荫”更滥，凡三公、宰相、参政、枢密使、宣徽使等中上层官僚子弟，皆可得官，用不完还可分给亲属乃至门人。当然这种直接“荫”来的官，品秩是较低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里，讲过一件事：他的姻亲王九龄的祖父曾做过侍中，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病危，服了民间医生朱严开的药方后，转危为安。女儿便要父亲把今年“恩例”补荫的名额给朱严，作为酬谢。父亲为难地说：我已经把它许给了家庭医生刘公才了。女儿不答应，结果王侍中只好找刘公才商量，劝他再等明年。岂知当年授予朱严官职的制文下达后，这位医生没能医好自个儿的病，已经死了。刘公才闻讯去找王公，道是依照法制，可以重新提名，结果新颁制文便命刘公才荫补。孰料老刘大喜之下，多灌了几杯黄汤，酒精中毒死去了。究竟这个官有多大呢？是个小小的助教。
金元时世袭又转为公然，元初时州县官都是世袭。元世祖时，廉希宪、宋子贞都上疏批评这个办法，谓“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又言这样做的后果是州县官员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0）到了明朝，又有所节制，还是用唐代的方式，让三品以上（京官四品以上）的官员送一个儿子进国子监读书。出乎例外由皇帝特别恩准的，叫“特荫”。因前人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难荫”是对“烈士”子弟的特别优待，可以不拘品级了。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林清起义，波及豫鲁直数省，滑县老岸镇巡检刘斌死于巷战，谥曰忠义，追赠知县，又给“难荫”。一个从九品的微官能得如此“荣典”，朝廷的用意是要让天下小官从此更加卖命。州县衙门的杂职官里，有不少这类出身的。
吏道和方伎，大概可以算是正途和杂途以外的别径。吏道就是由胥吏中提升做官，汉唐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多，元朝时更为常见，甚至连一些高级官员也由胥吏出身。明清时胥吏升迁显得很困难了，能够爬到从九品、未入流已很不容易。方伎是指天文、阴阳、占卜、医药、算学、工艺等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派在州县任职，起步之阶只能是对口专业，诸如医官、阴阳训术等，但是有官运或会钻营的，就有慢慢跳槽的机会。清季曾任贵州巡抚的潘爵，一生仕运都和“方伎”有缘。最初他在县衙里当医官，虽说形容困顿，可参加衙参时也有人替他赶车。有一天赶车人容颜悲伤，老潘问他何故？原来那人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眼看没治了。潘爵让他领自己去诊断，给了处方，居然医好了。后来潘尉又爬了一级，在卢沟桥当巡检。忽然有一天顺天府接到直隶总督的“五百里排单”，札调潘巡检，老潘闻调后吓得半死，不知有啥祸事找上门来了。等赶到省里，才知是总督的女儿已许配给了恭亲王，眼看婚期已近，忽然得病，那病症就和以前那位赶车人老婆所患一样，偏偏这赶车人这会儿又在总督衙门里当差，就趁机推荐了老潘。潘巡检诊脉处方，药到病除，总督小姐平平安安地当上了恭王福晋。从此老潘的官运亨通啦，一直升到方面大员（《南亭笔记》卷6），足以让天下州县的杂拌儿羡慕死。
最后要说的，就是所谓“浊流”了，靠花钱买官，这叫“纳赀”或者“捐纳”。这门道早在汉朝时便有了，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就是以赀为郎的。东汉灵帝、西晋武帝和南朝宋明帝，都是卖官高手。不过“浊流”泛滥成灾还是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咸丰以后，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了，要办的事情又有这么多，就以卖官为筹款之道。要办海防了，有“海防事例”；要治理黄河了，有“郑工事例”；山西陕西闹旱灾了，又有“秦晋实官捐”。文职官员，可以从未入流一直捐到道员。大家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免要摆摆各自“出身”吧？你是两榜，我是一榜，他是保举，他是恩荫，靠花钱买官的人呢，也有个讲法，就是所谓“银子科”、“铜进士”了。试想一下，连几个秀才资格也熬不出的入，居然也能坐在衙内大堂上摆威风，该闹出多少笑话来？民国二年（1913），上海扫叶山房出版过一本《清代官场百怪录》，这里先摘录一篇，权充本节结尾——
一捐职知县将试士（注：主持县试），问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难其答，曰：“此无他，文字第一须看用笔好否，用笔好即为佳文，用笔不好即不得为佳文。”令点头若有所悟。·
既而点名毕，因召多士前来训之日：“汝辈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多士怪其胸无点墨，何忽然能作是语，咸唯唯。令复曰：“某少时作文，亦最讲究用笔，每笔一枝非三四元不办。”众闻之，不觉哄堂。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二、告身·判补·回避（1）
清朝光绪前期，湖北省出了桩官场奇闻：刚到任不久的督粮观察使夏宗彝，被他婶母告了一状，呈词上有“冒死为生，轻犯国家之宪典；弟终兄及，实乖人道之大防”。具体内容系指控他冒名窃取做官的资格。
督粮观察使又叫粮道，道台成了被告，这案子自当由按察使先行审理。按察使把夏宗彝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