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督粮观察使又叫粮道，道台成了被告，这案子自当由按察使先行审理。按察使把夏宗彝的履历
调来仔细查看，没啥漏洞啊。夏原籍浙江，以“难荫”做了一任县丞，接着在乡试中获隽，又花钱捐个知县，由吏部指分江苏候补。这都是同治皇帝在位时的旧话了，到了光绪初年，金坛县令出缺，由他补上，在任数年，有“能员”之名，一是催科报最，年年收足赋税；二是会断官司，凡由他定的案件，很少遭上司驳回。于是俟其任满后，上司又将他调到吴县当知县，吴县是江苏首县，油水很足，也不难治理。但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省署、道署、府署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难为这位夏老爷，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连做两年多时间没出岔子，这才又用积年搜刮所得，加捐一个道员，转到湖北来了。
这一边湖北按司尚犹疑不定，那一边北京朝中有人掀浪头了：不知哪一位都老爷（即御史），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风声，竟将此事用公开形式抖露了出来，所谓“露章 劾之”。这下子，事情闹大了，朝野内外，沸沸扬扬，都等着看水落石出。
按察使老爷可不愿把湿手往面粉里搅和，拟了个批复说，这位夏某人刚到湖北不久，本官亦不甚了解，仍仰原籍浙江和其原先服官省份江苏两处督抚查办。如此轻轻一推，案件又从湖广转去江浙。其实还在夏宗彝任官吴县时，这位婶母就向江
DD…苏巡抚递过状纸，须知倘真有人假冒官身而勾当于州县衙门五六年，可不把江苏巡抚也连累了？因此当时他给原告人的答复是将行文交浙江，请浙抚从原籍调查入手。实质上呢，就同湖北按察使转的念头一样，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好。没想到这位婶母背后，有人给她拿主意，江苏告不成，跟着夏老爷的行踪去湖北告，同时又花钱运动一位都老爷，让他在朝廷上把这事揭发出来。都老爷发言了，连皇太后皇上也要问结果，这下子江浙两省就不得不认认真真地查勘一番了。
真相，不久便大白于天下：原来现在这个夏宗彝的本来姓名叫夏祖彝，另有一位夏宗彝是其堂兄弟，袭“难荫”当县丞，应乡试中举人，捐银子补知县，全是这位堂兄弟的事。而这位夏祖彝呢，一向以布衣身份游幕当师爷，因此对官场上的事很熟悉。且说夏宗彝在北京捐银、过班、引见之后，兴冲冲地去江苏报到，岂料官运和命运对着干，没等抵苏便染病死了。夏祖彝闻讯后，马上请人向他母亲做说客，道是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就此发丧注销，岂非大损失？倒不如由夏祖彝冒名顶替，前往赴任，不仅全部损失可以追回，今后连宗彝留下的儿子亦有指望，同时又答应终身奉养婶母和侄儿。老太太把小算盘一打，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悄悄处理过儿子的丧事，让冒牌夏宗彝前赴江苏。倒是真夏宗彝留下的遗孀，痛伤丈夫之实亡而名存，竟忧郁而死。
游幕出身的假夏宗彝，做起县太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然则其婶母又何以在事隔五六年后又出尔反尔呢？毛病出在冒牌货的同学身上。这位假宗彝搞偷梁换柱的经过，同学是知道的。而其莅任之初，也确实心存忌惮，内而婶母，外而同学，不断给予接济。时间一长，官运亨通，一得意了便忘形。婶母要跟他到任上宋做老封君享福，他不肯迎养；孤侄向他要钱办婚事，他装聋作哑；同学再来向他告帮，他让人吃闭门羹。这下子同学火啦，便挑唆他婶母赶来吴县告状，接着又因一位亲家恰巧在江苏按司里做幕，更闹出了追告湖北、贿买御吏等种种风波。要证实夏老爷是真货还是假货，并不困难，只需往他原籍调几位族中老人来一认，当场见效。
这还有啥可辨呢？霎时间，大老爷还原成三小子，磕头认罪。好在这些年久任州县，钱攒了不少，匀出一部分来上下打点，结果从轻发落，以“居心刻薄不洽乡评”八字免官（引自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
这是一则史实，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员任用制度上的一些疏漏之处。我们不妨就事说制，把这方面的环节次第介绍一下。
先说官员受任的仪式，自商周以迄明清，变化很大。比如西周时天子任官，要书之简册，当众宣布，叫做“册命”。秦汉时，受官的同时发给印绶，那·些去地方上做县令（长）、丞、尉等职官的人，都从皇帝那儿亲手接过铜印，携印上任。后来，大概是觉得派一次官就要铸一回印，太麻烦也太浪费了，才把印绶的交接改在衙门里进行。即便如此，只要挤得进佐式班次，照例都要排起队来让皇帝接见一次，说几句勉励的话，这就是所谓“一命之荣”。唐宋时还有个规矩，这班人到了州县接事后，全得给皇上献一篇谢表。比如前文讲到高适去做封丘县尉，满肚皮怨气，可是在他的文集里，我们能看见一篇《谢封丘县尉表》，反正一点半滴，皆是雨露之恩，没个感恩戴德的表示是不行的。到了明清，谢表这道手续给免了，改成当面谢恩和朝阙谢恩。当面谢恩就是趁皇帝作集体召见时给他磕头，朝阙谢恩就是到任接印后再朝着北方，把那捣蒜啄米的动作重新操演一遍。至于那一班典、巡、驿之类杂职，连召见的资格也轮不上，就让他们去皇宫午门外谢恩。当然这也只是个形式，当真去那儿跪着喝西北风的人，能有几个？
没有印绶，凭什么证明自己是赴任官员呢？凭两件东西——吏部发给的委任书和身份证，前者指明某人授某职，后者证明持证人就是某人。这
两件东西的具体称呼，历朝互有不同，比如唐朝时发给知县、佐式等人的任命状叫“旨授”，品秩以外的未入流辈，就叫“判补”；宋朝时发给官员的身份证叫“出身”，而唐朝则叫“告身”。有了身份证，表时持证人有做官资格，再加上“旨授”或“判补”，就完整地说明这个人可以做什么官了。
前面所述夏祖彝冒官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在于这个环节上有漏洞，我们先看宋人王明清所著《挥麈录》上有关当时身份证的介绍——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初给出身，付割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有髭鬚，大眼，面有若干痕”；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无瘢痕”之类。元丰改官制，始除之。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二、告身·判补·回避（2）
应该说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条件下，这些有关持证人容貌的说明，已经算是很仔细了，除非再给每个人画一张全身像，而这又是做不到的。即便是画了像吧，胡须可以蓄起，也可以剃掉。有疤无疤，胖瘦长短，既无确定的计量标准，更可能随着持证人年龄增长等因素发生许多变化，州县衙门里又哪能完全拘泥于这张身份证上的描述呢？退一万步说，能用来勾勒容貌身段的词汇，总不脱大小长短胖瘦高矮、有须无须面白皮黑这几句，通用性极强，蓄意冒充的话，余地毕竟是很宽的。据王明清说，“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不可稽考”。从中透露出南宋时就有冒官现象屡屡发生的信息了。清朝时的官员身份证制度，类同北宋，吴趼人著《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伊金庸向妓女借钱而用官照抵押的描写——
“这‘伊金庸’，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宫那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
“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是官，有甚么凭据呢？”即以这张官照上，“身中、面白、无须”六字来说吧，可以适用的人不可胜数，夏祖彝还愁替代不了夏宗彝？
看到这儿，读者还完全有理由提出另一个疑问：夏宗彝也罢，夏祖彝也罢，两个人从小到大，总少不了有许多同宗、同族、同乡、同学等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吧，冒牌的夏老爷不见得能把所有这些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都用钱把嘴巴塞住，何以能在金坛、吴县两个衙门里鬼混了这么些年而不破行迹呢？
这个疑问，又，引出了古代任官制度上的另一个环节——回避。州县衙门的大堂两边，照例都竖有写着“肃静”、“回避”字样的虎头牌，那是用来警戒老百姓的。反过来，老爷们所以坐在这个公堂上而不是坐在另一个公堂上，也可以说是“回避”的结果。
众所周知，早在夏商和西周时，任用官职的主要依据，是看被用者与君主的血缘关系亲疏程度。可是到了战国时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开始讲究用“任人唯贤”宋取代“任人唯亲”了，遂成为两汉开始形成的任官回避制的先河，再往后，越搞越精致化，有了宗室回避、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各种道道儿。比如三代以内的宗亲、姻亲，不能在一个衙门里任职，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哪怕是上下级几个衙门内也一概适用。清朝时的亲属回避，甚至扩大到师生故朋，有过老师、同学、同门、同年关系的，也得回避。对于出任地方官员的人来讲，最叫绝的是籍贯回避，讲白一些，就是本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哪怕只是驿丞、闸官这一类芝麻绿豆儿，也得距离故乡远远的。《册府元龟》上记有一段唐朝时分派小官出任州县去向时的场景描绘，十分精彩
吏部官员问候选人“何方便稳？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能测其意”。
实际上“其意”很简单，就是怕你在当地有太多的社会关系，会编织起一张违背王法的人情网来。明朝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