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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幕僚又有“绍兴师爷”的外号呢？原来幕学也分专业，州县衙门的主要公事之一，是审案断狱，所谓“刑名”之学，而攻此专业者的籍贯，又多为浙江人，其中又尤其以绍兴人为多。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是讲究乡谊和援引的关系，最后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和专业性均极强的帮派。从《越中杂识》、《广志绎》等史书来看，早在明朝时绍兴文人学律做幕已相当出名了，徐文长（渭）是著名的书画大师，也是著名的绍兴师爷。进入清朝后，“绍兴师爷”更是遍于天下州县，不少本非绍兴籍的刑名幕僚，为了上下左右互通声气的方便，也主动投名帖拜老师，列名于“绍兴帮”。杨思寿《坦园日记》中记述同治九年初湖南“通省幕友团拜，演剧於两浙会馆”，也正是这一习俗的体现。清朝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成当铺，庶几是实。换句话讲，道是绍兴师爷群体稳然操持中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也不算是夸张的话。
州县衙门中的幕僚，通常分这样几个专业：
“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如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给同僚的信函、应酬等，又因县官照例负有考核地方生童学业的责任，所以书启师爷又要帮幕主拟考题、批卷子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就曾于中举后当过县衙里的书启师爷，那一手文章 做得实在漂亮，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打听到，特聘入抚署，从此名声大震。
“刑名师爷”，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绍兴师爷的专利，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如果说书启师爷所擅长的是那一套骈四俪六的裁剪功夫的话，这些师爷便是以精通律例、法令、成例及公文程式、办案顺序等著称，大抵钻空子、补漏洞之类，都是专业特长。《冷庐杂识》里收有两副“刑名幕联”，一联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一联云：“求其生不得则无憾／勿以善之小而弗为”，大意就是他们这一手刀笔，可以陷人以死，也可以救人得生，所以旧时有“公门里头好修行”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刑名师爷而言的，不过这种“修行”多
以索贿为代价，正是“自家人”赚外快的机会。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二、闲话“绍兴师爷”（2）
“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济、杂税征收、奉宪采买这’一类业务。他们的特长是不仅谙熟这方面的种种门道，而且精于书算，用白话来说，全是一流二流的会计师。
“帐房师爷”，有的衙门里，这活儿由钱粮师爷兼着，也有专门用一个人的。他替幕主另管着几本暗帐，比如三节两寿该给各级上司送多少孝敬，各级上司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二爷们又该塞给多少贿赂，平素京朝里、省府上派来查河工、查防务、查地丁、查驿站、查监狱、查钱粮的官员们，又应该各给多少应酬等，全在这几本暗帐上记着。此外，衙门经费的收支帐，也由帐房里管着，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上帐，这个百分之五的差额，便是帐房师爷的“呆出息”，至于办采买的二爷另外杀价，那就是二爷的本事了。
非官非吏的师爷们很少有光凭“关订”上那一笔报酬为生的，因为他们也是老爷的“自家人”，又因业务娴熟而得操纵实权，是以专业之外的“副业”就是“打滥条”：专替老爷出面，说老爷不便说的话，做老爷不便做的事。本书第二章 ，曾引过一位钱典吏的见解，道是“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所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一个官员新上任，和上司、同僚全不相识，只能讲官面话，而幕僚则不同，名帖儿一交换，或认同乡、或攀同门、或称师生，马上就编织成了——张左右贯通上下联结的关系网络，有啥需要通同舞弊的事情，台面上官员们心照不宣，而他们各自的幕僚则凑在一块儿，放开胆量讲厅头谈交易。明清官场上所谓“劣幕”“恶奴”，正是针对这帮师爷、二爷们打滥条、玩扣头之行径的概括，反正大家都落实惠，几乎少有行不通的。
和“捐班哈哈”、“带肚子”长随的现象相一致，除了推荐出身之外，也有花钱买幕职的。徐珂编著《清稗类钞》中，道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黄河决口，朝廷为筹款治河，颁布《郑工事例》，广开捐官大门，有绍兴人蒋渊如、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五人，先以凑分子合捐了一个知县，还是最优班次，用的是蒋渊如的姓名，但讲明补缺后，按“入股”大小，分派师爷和大爷、二爷的职务。这会儿有了《郑工事例》，五人再追加投资，买了个马上补缺，一起上任去。届时蒋为知县，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司漕，吕为稿签，“於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二十余万。三载考绩，蒋以贪褫职，然已与唐、陈、王、吕四人满载而归矣”。晚清州县衙门中之黑“幕”重重，由此略见一斑。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三、封君·衙内·夫人
“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就是州县太爷佐式们的家眷亲属。．
在本书第三章 里，作者曾介绍过古代官场的亲属回避、籍贯回避等制度，可是颇具消蚀这些制度用意功能的是，一应地方官员赴任，尽可挈妇将雏，扶老携幼，乃至兄弟叔侄，姑表甥舅，七大姑八大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清高宗有道谕旨：“文武官员知县以上年过四十其无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来？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旧例未为允洽，嗣后俱准其携带。”看起来清朝前期是有过不许携眷上任规定的，但乾隆皇帝说得很对，“此例未知始自何来？”中国历朝中，要算宋、明两代对地方官的管束与要求最严，据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爸爸司马池当郫县县尉时，生於官廨的；《挥麈录》上的讲法有所不同，道是老司马当浮光知县时才有了小司马。但两说的共同点则能证明，北宋时知县、县尉等均可带老婆上任，自然也能生孩子。还有南宋宰相贾似道的身世，《齐东野语》、《西湖志余》上亦有生动记录，略谓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贾似道父亲贾涉赴万安县县丞任时，在路上买了个小老婆，怀孕后不容於正妇，贾县丞为此很伤脑筋，向知县陈履常诉苦，陈老爷便叫自己的夫人出面，以缺少婢女为借口，向县丞夫人把这个小老婆要了来，以后便生贾似道于知县廨中。后来老贾把小贾要来了，小贾的生母却流落他乡，嫁给一个石匠，直到小贾发达后，才设计迎还。倘此说坐实，则南宋时州县职官不仅可以带家眷上任，连小老婆也允许买了。明代呢，海瑞在知县任上买两斤肉替母亲做寿，也是很出名的故事。
宋明如是，则汉晋隋唐之宽松，又可想见，当然最要害的，要看它会引出什么后果。假设娶妻于原籍，纳妾于任所，岂不就有了当地亲属？或者带来这许多侄少爷舅老爷大姨妹、二姑太等，就在当地论起婚嫁来，这不就转弯抹角牵丝挂笼地编起了——张正可以将回避制度罩住的关系网？至于知县太爷的小舅子、二尹老爷的大姨夫、县尉大人的二姑爷等，结党横行，作恶市肆，自然更使当地百姓交霉运了，谁敢招惹这些“老爷家属”呢？远的不说，即以众所周知的清季杨乃武冤案来讲，案情涉及到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就是有名的花花衙内，“小白菜”葛毕氏遭其暴力强奸，却因害怕权势而不敢声张。及葛品连暴卒后，刘锡彤偏听谗言，认定是葛毕氏下毒，将其带回县署拷问“奸情”，又是这位花花衙内怕牵连到自己，竟派人入狱诱骗恐吓葛毕氏，要她乱攀杨乃武。可以说，这场后来轰动朝野的冤狱，始作俑者就是县太爷的儿子。州县官场中衙内和官亲之祸，此为一证。
衙内可以肇祸，老封翁又何尝不能干政？比如本书第二章 里就介绍过北宋后期“京东剧贼数干人浮海来寇”海州沐阳县时，王登正随其儿子——沐阳县尉王师心住在县衙内，所谓御“寇”之策，“计画多自公出也”。还有老太太干政的，如刘肃著《大唐新语》记，隋朝时郑善果事母至孝，大业（炀帝杨广年号，605—617）中，他出任鲁郡太守，其母崔氏常于阁中听其断案，倘认为不合意的，“则不与之言，（郑）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照封建正统伦理道德来讲，以上两则都是值得提倡的“正面”事例，但反过来看，不就是爹妈代庖和干政吗？又何能掩饰更多可能存在的“反面”事例呢。
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