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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辙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成求生。不成的“奇役”来。“蟋蟀**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儿子则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四、“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颙琰坐在紫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上来，封建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 中所谓“生、老、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一条招抚逃流人口。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道，“兵火之后，全在官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候任满日，再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这建议换成·白话讲；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等他任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肓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官）降下考；若百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杠杠，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都要向其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流失主户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这种措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中国官场上做老爷者，官僚主义胚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是行得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户口逃亡现象呢？原因可多了，徭役受不了要逃，赋税拖欠多了要逃，战火烧过来了也要逃。但是，最通常的原因，莫过于灾荒了，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弄得粮食减产乃至颗粒无收，要想活命，就只有出逃一条路。倘若这也不是生途，那就只有造反了。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兵祸、匪患或农民暴动等，十有八九和灾荒互成因果关系。天下之治起于州县，天下之乱也起于州县，总结出了这条教训，历代封建政府便都将举办荒政规定为州县衙门的重要职守，或径言是保养户口的主体内容之一。
“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史·食货志》），赈恤的措施主要有两道：
第一道是蠲免，也叫豁免，就是免去被灾地区老百姓的钱粮和差役，有时则仅是减去一部分。由于在许多州县衙门的催征实践中实行“揽户”方式，所以豁免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充当揽户的那部分豪强和大地主，衙门则照实惠数目分成吃红。清代时流行有一首《豁粮歌》，大体能概括历来蠲免的风貌——“朝廷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旧粮愈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
这首歌的注解，就是每年春季或夏季第一次开征时，揽户已在形式上把一年的钱粮都解完了，俟秋后因灾减产而朝廷下诏蠲免时，广：大农民与揽户或官仓之间的债务关系则依旧不变，而州县衙门且又因豁免令而卸去了奏销责任，全部的实惠便落入了他们两家的腰包。
荒政的第二道是赈贷，就是发救济粮或者先借贷一部分粮食让老百姓渡饥荒，以后再还欠。在实践中，州县衙门大多采取借贷方式，从大道理讲，有借有还的要求，必然使民众在领用粮食时尽量把数额压低到能够活命就行；从小道理上讲，国家颁布的赈贷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这里面会留下许多空子可以钻营。比如说明代宪宗时期，内阁学士商辂陈言荒政之弊，就说到过一种常见现象：州县衙门在发放贷粮时，照例先要乡官里甲统计人数，他们往往把那些无力偿还的人隐瞒不报，这样就刁；能体现朝廷的恩典。商辂提出的对策是，“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要让所有人部领到贷粮，又都按十分之一计息，以后收回时，便以利息这一部分来抵销那些无力偿还者所贷。换句话讲，贷放与收回持平了，衙门的救荒便算有头有尾了，但实际上总有好多人没领到贷粮，在抄家式的催欠中，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用利息去抵销的亏空，那么这一部分成为持平后之盈余的粮食，就落入了经办者的私囊。再把这门道儿往后面推延，等朝廷再追发一道蠲免恩典时，衙门已陆续收回了许多，那就更是大发利市了。
由国家规定，完全以救济粮形式发放的也有，但究竟怎样发放，各州县衙门的动作也不一样。海瑞搞以工代赈是颇有名气的，就是领取救济粮的人，都参加水利建设，干活吃饭，这一宋国家也算不白白给了粮食，而水利建设对种田人有长远利益。这种人就叫“能员”，既对国家负责，也对百姓负责。还有那位“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徐九思，在句容县当芝麻官时，也办过荒政，他把一部分救济粮按市价抛售，因为正逢粮荒，所得价格足抵全部救济粮总数的平价总额，就这么一回“官倒”，国库在形式上算是一点儿也没吃亏；余下更多的粮食呢，全算是“盈余”了，徐老爷按人头发放给灾民，教大家煮稀粥喝，都能活命，这也算是既不负国家、又不负百姓的“能员”。其实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反过来更流行一些的现象，就是本节开篇“提起”的李毓昌冤死之事了且说嘉庆十三年（1808）秋天，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即是清仁宗在那首《悯忠诗三十韵》里勾画的图像。乾（隆）嘉（庆）之际，社会动乱的情况已趋严重，这景象尚不赶快设法补救，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朝廷下诏，立即放赈，县仓里有粮食储备的就发粮食，无粮储存或不敷发放的，发给赈银，设法去邻省购买调入。仍用清仁宗的御制诗来概括，这政策一到了地方上，便是“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各州县衙门大发赈荒救济财的机会到了。以山阳县为例，当年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