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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儿里唱的一句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乃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幸而他老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满感情地讲到我当年替子卿给她买了一条鱼的事。我纠正她说那并不是一条活鲤鱼。只不过是一条活鲫鱼罢了。而老人坚持说那当然是一条活鲤鱼。肯定是一条活鲤鱼。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承认是自己记性太差，是自己记错了。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脸，觉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忆起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东一片儿西一片儿莫须有的梦片儿。或者用老母亲们的说法，可听作是一些旧梦的破“补衬”。我觉得。毕竟的，我和老人家之间，仍能共织某种亲和与某种温馨。而子卿分明的对我和他母亲的回忆都一样不感兴趣。他吸着烟，坐在我和他母亲对面，似听非听地望着我和他老母亲矜持地微笑……
我说：“大娘，看到您终于享福了，我真替您老高兴啊！”
老人家说：“享什么福啊！”
我说：“瞧您现在住的，穿的，还不享福啊？”
当时正是七月中旬，哈尔滨最热的日子。老人家身上穿的，是在哈尔滨刚时兴起来的，从韩国进口的一种绸料做的褂子和裤子。褂子是白底儿碎蓝花儿的。裤子是黑底儿碎紫花儿的。哈尔滨人管那叫“凉快纱”或“高丽绸”。老人家手里还扇着折扇，指上也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如果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要找一位扮演旧社会富家老太太的群众角色，老人家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样子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我不禁又回想起当年，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是没有摸过一把折扇的。实在酷热难当的日子里，她们就用捡的纸板儿做一柄勉强可以叫作扇子的东西扇。连我们两家用的蝇拍也是纸板儿做的。尽管当年买一个蝇拍不过才一毛钱……
四（2）
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到月的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吃的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望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到月的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他：“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呵，钱这东西，趁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福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吗？”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和悦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