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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无尘先生曰：
“学理工要出国，倒不一定一个个像拉屎那么简单，尤其纯理科的，除了自己本身要有点天分（并不一定要很高，但至少得有一点）。最重要的还得完全靠用功和奋斗。没有天分而努力用功，固木法度，有了很高天资而不用功，想整天到晚玩而坐享其成，同样木法度，出不了国也。这种屎容易拉乎？你后来说得很对，各人有各人的天资，各人有各人的兴趣，固不必劝人学理工，亦不可逼人追热门，只要肯奋斗，行行都可出状元，如果仅为了将来名利而去钻热门，必失败无疑，你老认为对乎？”
无尘先生问到热门的定义，柏杨先生前已言之矣，根本和录取分数无关，也和出国无关。出国能赚大钱，当然能出国的科系是热门，如果出国不能赚大钱，能出国的科系，就热不起来。从前苏秦先生的嫂嫂曾经说过，她顶礼苏秦先生，不因他当了六国宰相，而因他位尊多金，如果他当的是六国囚犯联谊会会长，天天挨皮鞭，做苦工，恐怕他嫂嫂对他会另眼看待也。这年头不管学啥，毕业后“有办法”的科系，才是了不起的科系。如果没有办法，啥科系毕业都不行，此乃时代的一种特质，教我们如之何哉？无尘先生虽英俊潇洒，而仍没有女朋友，那是你还没位尊多金之故，依我的建议，你最好把脑袋削尖，猛撞出国之门，一旦前往美利坚，三年五载，成了学人专家，或来一个“回国讲学”，或来一个“回国开会”，最好再做点单帮的生意，腰缠巨万。如果阁下天性迟钝，不会为非作歹，则即令你在美国积攒的那一点点美金，也够国内穷措大的小姐眼睛冒火光矣。来信用的信纸是“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呜呼，不要说研究原子，纵是研究核子、桃子、瓜子，以及其他什么子，都不值钱，这年头“霉得因有哎死俺”第一，“霉得因钳那”或“霉得因台湾”，等于一头栽到枯井里。你既一头栽到枯井里，不把你栽死已算宽大为怀，还想娶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岂不把人笑坏。盖如花似玉的小姐专门用之输出，以供国外学人专家结婚之用，你选科系是选对啦，但你走路却走错啦，你不去美国，而去新竹，便注定不可救药，深夜三思，能不出汗乎？
我要有你两下子，爬都爬到新大陆矣。但留美也不见得一定前途辉煌，大多数仍是庸碌终身，搞不出啥名堂，还要看各人的踢腾情形如何。无尘先生说刚刚离开学堂，年龄一定不会超过三十岁，年轻轻的小伙子不知道努力猛钻，而天天想女朋友，我看简直要糟，三十岁以后再谈恋爱不迟，三十岁以前，应该是只问耕耘。我要是立法委员，一定制定一条法律，年轻的男孩，三十岁以前不准恋爱，否则打其屁股。无尘先生，你现在第一步是快想办法去美国当专家学人，如果按照我设计的去做，包管你美女如云，你敢和我赌一块钱乎？
另一位未署名的读者先生来信，询问工业职业教育和其他职业教育，若商职、若农职。关于工职，因有电台的广播，听了之后，诗兴大发，乃隆重介绍。若商职农职，尚没有机会接触，内情如何，我不知道，不敢瞎说。我的意思不是劝初中毕业生都去考工职，而是说，我们必须矫正自己两个观念，一是，“一条鞭”式的教育不是惟一的教育。二是，工业职业教育已有很大的革命，不同凡响。
另一位读者先生来信告诉台湾省立台南工业职业学堂并没有初级部，山高水远，我也弄不清楚，仿佛广播上是那么说，只好转问教育电台台长宋乃翰先生矣。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1）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名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头企鹅曰：“他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他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地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