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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拨提书店等相继迁渝，重庆的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主要集中
在民生路一带，出版书刊的数量与质量都较前大大地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相继被日军全部占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
大书局，都将总部内迁，在重庆先后恢复其编审和印刷业务，其他由文化界人士自己经营
的小型出版社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也纷纷成立出书，
从而大大增加（了）重庆的出版力量。当时，重庆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新书出版。
当然，这个时期的出版条件无疑是困苦的。由于资源奇缺，只能用土纸
来印书，而出书与写书者则几乎无利可图，但是作家、学者和出版商们大都
能深明民族的大义，并顾全国家的大局。他们埋头撰著，勤奋研讨，精细规
划，不仅没有使文化学术的积累出现重大的断层，而且还问世有若干出版物，
成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巴金的《寒夜》、茅盾的《霜叶红于二
月花》、夏衍的《春寒》、沙汀的《淘金记》、吴组缃的《山洪》和田涛的
《流亡图》，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陈白尘的《升官图》、宋之的的《雾
重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
人》，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的一部分等等，均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产
品。据《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一书中披露，仅1942 年，在重庆的
130 余家出版机构，就印行上市了1292 种图书，占去当年度全国出书总量的
33。3％。次年度，虽然出书总数下降了，仅有878 种，但是，重庆一地在全国
出书总量中的比重却增加了，达到39。07％。这其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作为一部城市通史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在内容的分配上，
也是有所用心的，大抵上是体现了厚今薄古的致用原则。编撰者仅用一章的
篇幅来观照重庆古代的发展历史；而以整整十章的内容，从重庆的被迫开埠
始，通过对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成型、人民的反抗活动、国共两党的合作、
军阀割据、成为“陪都”以后，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和重庆政权的易主，以
及前述第11 章的有详有略的叙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重庆的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面貌，并进而论证了重庆由一个川东地区的区域性封建军政中心，
向四川、西南乃至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逐渐演化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为多
年以后重庆成功升格为我国新直辖市作了舆论、资料上的准备。
我盼望着，在重庆建立近代化城市60 周年和改建国家直辖市2 周年之
际，能有一部多卷本的《重庆通史》问世，或者至少也应当有《重庆：一个
内陆城市的崛起》的增补修订本上市。在那喜庆的日子里，再也不能出现类
似我这样热心关心着重庆城市发展的“下江人”，久访重庆史志图书而难获
的事儿了。
（1997年11月 30日）
“读读香港”六章
在南京这个城市指日以待香港的回归，似乎别有了一番意义。可不是吗？
下关静海寺的重修，“警世钟”的新铸，莫不提醒着南京人不要忘却了百年
前在此地发生的国耻民辱的“议约”一幕。而且，少为人知的是，在《中英
江宁条约》（习称《南京条约》，NankingTreaty）签订之前，香港一地本无
定名，全岛概称为“香港”，即从该条约在静海寺议订始。
清光绪十一年（1885）夏历九月，近代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
自美国过太平洋来到已被占领43 年的香港，目睹耳闻之余，感慨道：“水是
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到
香港》）
如今，当“五星红旗”即将上岛飘扬的时候，香港已从当年那个珠江口
外的仅以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取胜的海岛，发展成为了“东方的巴黎”，如
今更成为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国际文化橱窗”。对于此中的变化，原本
是可以有好多话要说的。然则秀才报国纸一篇，爱将多年来搜集到斋中的有
关香港的图书浏览一过，发为书话若干则，与诸君共读。
《香港初期史话》
这是一部老书，1984 年三联书店沿用1958 年的旧版重印而成，才7。6
万字，印成113 页。篇幅虽小，却是用心之作。作者署名为“丁又”，未知
是何许人士也。1
《香港初期史话》一书的内容时限为 1841 年至 1907 年（扉页上作了标
识），不明作者何以以之为“初期”？本书凡分六个部分，依次为“香港史
地概况”、“一八四一年前的香港”、“香港被占经过”、“九龙半岛和沙
面的‘租借’”、“一八四一年后的香港”和“中国人民反对香港被占的斗
争”。另有一个附录《大事年表》，从明崇祯十年（1637）“英船第一次来
华，炮轰虎门，强迫通商”到1926 年“省港大罢工”事毕为止。
藉助是书，可知“香港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依据和问题由来，也
可知香港为什么被译名为 Hongkong，并另有“香江”、“香海”、“香岛”
和“香洲”等别名雅称。作者在书中尤其着力的是，广泛援引中外文献资料
来论证：“香港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前，即在1841 年1 月26 日就被英人
占据了”，“香港的被占据是在1841 年1 月26 日，但是英国人染指香港还
远在这一天以前”。为此，作者花去了本书非常珍贵的篇幅的三分之一。
作者还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专章特别弘扬了“中国人民反对香港被
占的斗争”。他指出：“香港的问题，因为离开祖国的怀抱，受到外族的压
迫，不得不自动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对侵略者作斗争。”并在全书末
尾宣告：“中国人民决不受任何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条件成熟时，一定要
收回整个香港地区。这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只不过当年作者面对白纸写下这一行庄严的黑字时，完全想象不到，在
1 ①本篇书话在《东方文化周刊·东方书影》1997 年25 期上刊出后，上海读者朱铭先生专函驰告：“关于
《香港初期史话》的作者，我也是刚读了《金应熙香港今昔游》（北京龙门书局1996 年2 月版）才知道的，
他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的笔名。”杜先生当年供职广东图书馆，1967 年卒于广州。
40 年后的今天，香港是在中英双方的和平庆典中回到祖国怀抱里的。我真心
希望对香港问题研究有素的本书作者能够健在着，同我们一起在荧屏前观看
到这动人心魄的一刻。
《香港沦陷日记》
本书是对香港一个非常时期的49 天的实录。公元1941 年12 月8 日，日
寇开始进攻九龙，到25 日占领香港，直到次月25 日记主萨空了等才在隐姓
埋名一个月以后逃出香港，《香港沦陷日记》（三联书店1985 年版，202 页，
10 万余字）真切地将这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了下来。
作者在此次“香港沦陷”之前，原负责着中文的《光明报》的工作。由
于战事影响，该报被迫中辍。但作者本着一个报人和记者对社会历史的天赋
责任感，在手中没有媒介的情况下，还是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文字记载。据说
关于这段历史的单行本和报刊连载尚多，但我均未能见到。惟知有叶灵凤先
生曾经介绍过的TimCarew 所著的《香港沦陷记》（The Fall of Hong Kong），
那“是一种会议和综合报导的叙述”。叶氏揶揄道：“关于当年香港这一场
绝望的保卫战的出版物很多，本书的惟一长处是对于当时英国自顾不暇，在
香港殖民地的安全布置上，只好听天由命的那种薄情态度，给予了很大的讽
嘲。”（《读书随笔·香港书录》）
假如说《香港沦陷记》是一种来自英国人视角的香港沦陷纪实，那么萨
空了（关于其生平事迹，可参阅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年出版的传记《萨空
了》）的《香港沦陷日记》则是一个中国人关于同一题材的真实记录。书中
揭露港英政府的新闻检查处“对日伪的攻击中国抗战宣传，并不检扣，但对
主张加强抗战力量，指斥日伪的宣传反予种种留难”，姑息养奸到突发战事
才予追究，结果是日人和汪伪报界的主要分子“全部逃脱”。而当此非常时
期，华人所办的中文报却“不能像英文报一样的迅速发出号外”，以及时报
道战时动态，从而反映出在殖民地上华人新闻权的被制；在社会管理方面，
战事突起，港英当局又不敢正视衣食于此土的华人的觉悟和力量，未能号召
“全港中国民众，制止敌伪的阴谋”，而是“怕民众甚于敌人”，直至在1941
年12 月25 日使得本该“全港狂欢”的节日，不幸成为了香港正式陷于日寇
的黑色“圣诞日”。
至于书中所记战时民众之困苦，烂仔抢掠之无情，渡海外逃之艰难，日寇占
领之猖狂，也都历历如映，使读者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今日，犹能体会到当年
香港民众那苦难惶恐的一幕。所以，萨空了先生在日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节
中激愤地写道：“——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
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
旗帜。”
《香港报业杂谈》
我们在读《香港沦陷日记》的过程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当“太平洋战
争”的战火已经延烧到九龙、香港两岛时，萨空了仍在与梁漱溟先生等进步
报人一起设想着以自己的《光明报》，联同范长江主持的《华商报》、徐铸
成主持的《大公报》等“已停各报”为基础，积极筹划出版战时“联合版”，
旨在使之成为“各方团结共御侵略的象征”，其奔走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