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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叹。
更为难得的是，这部纪实作品出版时的跋文，是由该书成书时，已经由
“三十多年前的毛头小子”一变而为“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的作品
主要角色赵其昌先生亲自执笔写作的。当这位28 岁就担纲定陵考古重任、几
乎一生精力和事业为这座帝陵所困的老人，在题为《往事如烟》的长跋行将
结束的时候，因无意中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的北京天气预报中“。。风力二
三级，北部山区有小雨雪”的讯息，而写下“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这一段话时，心
中该有多少的感慨呵。
日前在书店得到由北京新世纪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之一
出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发现它已经是经作者们两
度增订过的本子了。该版正文为20 章，字数增加到33。6 万，封面用亚光纸
印刷，开本未变，仍为大32 开，定价可已是当年初版的三倍多了。此版在封
底上印有“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排行榜’上榜之作”一行字，想来
指的还是作者在1996 年12 月于北京花园村三稿前的版本所获得的荣誉吧！
新版本所用8 面16 幅彩色和黑白图片，精美清晰，惟正文间有误字，读
来易致疑惑。但有心人若将此两种版本细细对勘，显然其收获将不仅仅是在
写作方式上的。
（1996 年10 月 24 日初稿，1997 年5 月 7 日夜改定）
《天问》
假如说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讲述的是明代
历史在万历年间的“失败的总记录”（语出该书第7 章）的话，那么，台湾
作家林佩芬女士在三卷本的《天问——明末春秋》（文汇出版社1996 年3
月版）里叙述的，则完全是明代历史在崇祯的17 年间的“可悲的大结局”了。
这是因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部史著中所提出的若干重要
问题，诸如何以一个由建州酋长努尔哈赤非法“开拓疆土”、大肆“吞并附
近部落”所引发的严重的国防问题，竟会引起万历朝“内外文官的不睦”而
不了了之（第4 章）？何以一个“部落水平低下”的民族，竟能在短短的几
十年间迅速崛起，成功地攫取一个幅员辽阔的赫赫王朝而代之（第6
章）？。。林女士均用文学的语言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之作出了翔实的描
述和明确的交待。
林佩芬女士在120 万字的《天问》一书中，所着力探索的，是在满清取
代朱明王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态行为以及人际关
系的纠结，藉以揭示明清之交的社会面貌和非常时期中人性的搏击。正是作
者笔下的这些人物，站在各自的位置立场，依着各自的禀赋教养，为了各自
的人生目标，用各自的生命和智慧，演绎着一个血泪交加、悲欢互结的“明
末春秋”。
因此，作者以“一个明朝末代皇帝的血泪故事”为主线，用“关联”手
法，让在“明末春秋”这一历史大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陆续登场的
做法，甚是高明和巧妙。如作品以崇祯皇帝裁废全国驿站的事件，推出因此
而失业以致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李自成，以崇祯皇帝览奏震怒而引出“横
戈原不为封侯”的袁崇焕，以朝臣对袁氏被囚一事的立场衍申出“复社”领
袖张溥的作为。。而一旦让人物出场露面之后，作者则决不吝惜笔墨，总是
在恰当之处予以尽情的描绘，务使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和情景毕现，以求给
读者留下深刻之印象。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林女士所追求的以多重线索的人物组合，来多层面
地立体反映时代背景和事件发展的做法。除了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始末这一
主要线索之外，作品还穿插着明廷重臣争权夺利的辅线，“民反军”屡败屡
兴的辅线，“复社”人物弄潮作浪的辅线，皇太极运筹帷幄的辅线。。这些
线索在作家笔下，无不有条不紊地随着情势的发展而变化。而其间作者在每
个单元的篇末和篇首所采取的“场景呼应”笔法，往往在起承转合之中，有
比较、有对应地反映出特定人物的特定行为，从而衬托出有关角色心情处境
的此优彼劣，乃至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曾几何时威势显赫的大
明王朝，也就在这样的优劣消长中日衰一日，走向末路。犹如作家在书中所
说的：“。。真正的受害者却是连崇祯皇帝都不足以代表的整个的大明朝”，
“因此，不独是皇宫中充满了哭声，整个大明朝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中充满
了哭声”。（第9 章）
但相形之下，末代忠勇之臣如袁崇焕、孙承宗、曹文诏、卢象升等“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其在我”的传统儒学精神和灿烂的个人品质，则在
朝野内外的阵阵悲啼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和弘扬。这是因为虽然“时代已走
到末日了”，但这些人物的生命中，却“仍然在发散着一份属于他个人的光
辉”（第20 章）。总起来说，在《天问》全书的谋篇布局方面，作者巧妙的
构思和高明的情节设计大抵是成功的。
除了人物线索的组合和场景情节的设计以外，林女士还凭借对史料和史
实的熟谙，大胆引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分析手法，以深入历史人物内心隐
秘空间。她对上述悲剧英雄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困惑的诠释，可以说既是现代
的，又是古典的。因为，追求“当人的生命和形象消失了之后，所留下的无
形的影响力”（《后记》）这种英雄观，同对“生灵何辜”的大悲悯和大同
情，既是折磨过孙承宗、祖大寿等忠臣烈士的天大疑问，也是萦回在作者脑
中的理性思考：
是华夷之别重，还是百姓性命重？是主将的名节重，还是生灵重？是城池谁为主重，
还是人命关天重？
（第5 章）
究竟是汉人和非汉人的差别重要呢，还是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差别重要？
（第8 章）
显然，作者对这些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和阐释，平添了该书的理性力量。
当然，该书作者也还存在着滥用心理分析之处。如对梁廷栋、谢尚政辈蓄意
陷害袁崇焕（第6 章）和吴昌时、曹化淳辈阴谋整肃薛国观的心态（第21
章）的描述，以及对崇祯皇帝本人的心理剖析，由于作者并没有充分结合当
时“形格势禁”的衰朽政治制度和微妙军事背景来分析，而仅仅从权力的得
失、职位的高下、先天禀赋的优劣和个人品质的好坏之处着眼，读来尚感缺
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在笔法上也欠些变化。因为仅仅通过作者笔下的内容，
还不足以让后人明解偌大的一个朝廷，何以会陷入当年那内外夹击、万劫不
复的狼狈境地。
《天问》作者的语言修养是颇为出色的，仅从作者对该书24 章章名的刻
意锻炼上，就可以见其艺术经营的匠心。此外，该书作者对于明末人物“晓
风残月”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貌的刻画也颇多传神之处，惟相形之下，作
者对于“金戈铁马”式的各种野战场面的描写，似乎还缺少一些“把吴钩看
了，栏干拍遍”的宏观驾驭力。
该书书名借自于屈原的浪漫主义杰作《天问》。但作者在该书中所叙述
的，却已是距屈原约2000 年以后的大明王朝在崇祯那17 年间的“可悲的大
结局”：“冥昭瞢暗，谁能极之？”林佩芬女士有志于对当年“引无数英雄
竞折腰”的明末历史作出文学角度的“诘问”，以探求新势力同旧世界交迭
更替的历史底蕴，这无疑是可喜的。
（1996 年9 月2 日）
《甲行日注》
生不逢时，会当国破家难之际，逃难似乎就是不可免的了。颠沛流离，
遍历苦辛，终至保命或葬身于乱世，这是每个时代都没有少过的故事。然而，
一应逃难情节，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却不多。明末叶绍袁（1589—1648）的《甲
行日注》8 卷（毕敏点校），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详记始末的“逃难日记”，
很值得说说。
记主叶绍袁，字仲韶，号天寥，江苏吴江人。系明天启间进士，曾通籍
为官。旋因阉党魏忠贤辈擅权祸国，遂弃职回乡。叶氏早年负才名于江南，
生平交游甚广。其妻沈宜修及其所育三女皆富文才，彼此多唱和之作，曾辑
为《午梦堂集》10 卷行世，一时吴中文坛传为佳话。叶氏的逃难，是在清兵
南下、吴中抗清义军起事失败以后才决定的，时在乙酉（1645）八月二十四
日。次日即甲辰日，叶绍袁料理逃难后事毕，乃取屈原《楚辞》中“甲之朝
吾以行”句意，命名日记曰“甲行”。
《甲行日注》从八月二十五日始记，到戊子（1648）九月二十五日为止，
其间恰好经历了三年又一月。那以后不久，据说叶氏便以贫病赍恨逝于空山
荒刹之中，卒年才60 岁。因此，《甲行日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逃难始末记，
记录着一个士大夫在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是如何艰难地去保持晚节的。
在甲申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江南的天气似乎也是格外的不好，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叶绍袁离家出走的那一日，更是阴雨绵绵。叶氏乃对前来送行的
家人悲怆地表示：“此行也，若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
此永诀矣。”似已暗下了“与汝偕亡”的决心。
离家以后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大概首先遇到的便是“行将焉往”的问题。
虽说叶氏此行原则上是“游方外以遁”，可以各处的寺庙为居停，但是兵荒
马乱，人人自危，也并不是随处都能得到接待，可以随遇而安的。后来虽然
找到了一处久乏人烟的荒寺作为栖身之处，但亦未长久，叶氏父子就重又走
上了风雨飘泊之途，出没于苏南浙西一带的湖山间。其次是遇到了经济上的
窘困。叶家原非巨富，主人似又宅心仁厚，在此国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