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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磋为乐。“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丰华瞻《朱自清与
丰子恺》，载《西湖》1983 年第9 期）。
人并不都是物质的动物。白马湖畔能够发育出来一个“以清淡为艺术风
格的散文流派”（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并“以自己作品的独特风
格”，给人们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文化印象”（陈星《人文荟萃白马湖》），
最是无言的铁证。
教务繁重和奔走劳碌，显然是不言而喻的。1924 年春，俞平伯的白马湖
之行，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抵达当天的星期日上午，朱自清也是刚从位于
奉化的宁波省立四中兼课归来，但春晖中学周日并不休假，照常开课，因而
他并不能为此停课而稍陪俞氏于室中，结果俞平伯便只得到教室中去旁听了
其一堂课。在俞氏做客春晖的三天多时间内，朱氏是“每天有课”，所以两
人间的清谈散步之乐要得空始获。三天结束，朱自清循例赶赴宁波，再到四
中教课。
以居住环境来说，尽管有“平屋”、“小杨柳屋”、“晚晴山房”、“长
松山房”等种种雅名美目，但无非是“屋颇洁雅”（俞平伯语）而已，其建
筑标准和内部设施，其实不足与外人道。以“平屋”为首的教师宿舍，“房
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夏丐尊《猫》），看来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屋宇
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以致于大风之
日，“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晚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
湖水的澎湃”。就是校长夏丐尊先生作为书房之用的“小后轩”，虽是“在
全屋中风最少的一间”，但是他还“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才能
“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夏丐尊《白马湖之冬》）。“平屋”如此，则“小
杨柳屋”、“晚晴山房”和“长松山房”等亦可以想知。
但据我初步观察，以春晖中学和宁波四中为主体的白马湖派散文作家的
风流云散，不完全是因为受教务繁重、奔走劳碌或者是居室较劣的牵累，而
是因为社会环境条件和个人家庭情况都随时随势在发生变化的缘故。然而，
尽管此后春晖的同人们天各一方，但是，白马湖畔或短或长的“山水间的生
活”，却使这些中青年教师的心田情园，得到了一种永久的滋润。
从此以后，他们无论是在风尘裹携的“故都”北平，还是在闹猛喧嚣的
“新都”南京，或者是在战云弥漫的“陪都”重庆，那种“清醇质朴、韵味
无穷”的“白马湖风格”，却从此影响着世纪中的中国文坛，为人们提供着
现代白话散文中“近乎完美的范本”（陈星《人文荟萃白马湖》），“虽历
经岁月的风化，而仍未损其辉光”（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而且“白
马湖派”散文的文体和作家的风格，竟然在海内外新一代的作家中得到了蔓
延移植。可以举出的如林文月（1933—，著有《风之花》等）、丛苏（1937—，著有《净土沙鸥》等）、许达然（1940—，著有《含泪的微笑》）、王
孝廉（1942—，著有《船过水无痕》）等（参见杨牧主编、台湾洪范书店出
版的《中国近代散文选》），尽管他们根本没有在白马湖畔生活过，也许连
凭吊致敬的经历也不曾有过。
如今，步入经久不变的白马湖畔，除了湖光山色妩媚如故、春晖校舍建筑重
光以外，夏丐尊先生的“平屋”与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也还是旧风古
貌，但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却已是近年重建的了。
（1997 年春）
《缘缘堂随笔集》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是现代佛学大师马一浮（湛
翁）先生为丰子恺1954 年9 月乔迁上海陕西南路新居所撰并篆书的对联。横
批是丰氏自书的“日月楼”三字。所谓“日月楼”，乃丰氏以所居二楼阳台
有天窗，可兼采日月之光华而命名。丰先生晚年即以此为笔墨歌哭之乡，完
成了多项笔墨工作，隐市埋名，直至终老。
作为有雅号的居停，日月楼应是丰先生尘缘的最后一处。回溯上去，尚
有1943 年在重庆沙坪坝正街以西庙湾自造的简陋平房“沙坪小屋”，有1941
年在遵义南坛租借而来的“星汉楼”，有1933 年在故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自造
的“缘缘堂”。然而比较起来，只有那缘缘堂最为丰氏日夜所牵记：
现在漂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
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
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
与你再见！
1937 年11 月21 日中午，正是丰子恺正式告别家乡而“辞缘缘堂”的日
子。从此便颠沛失所，舟车劳顿，备历苦辛。譬如说，《星汉楼》就是次年
初春，他在遵义由罗庄移居到较为宽敞幽静的南坛以后，一日临窗独酌，面
对青山，俯临小溪，仰观月明星稀的夜景，忽悟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
词意而命名的。再加重庆的“沙坪小屋”，实际上极为简陋，墙壁以竹片编
成，涂以垩土。小屋周际隙地，圈以篱笆。园内遍植花草芭蕉，复饲以白鹅
灰鸽。这样布置下来，也居然别有情趣。然而，这一切对于丰氏而言，实际
上都只不过是对旧日故乡缘缘堂生活的寄忆罢了。这就是丰子恺同缘缘堂的
生死恋。因为当年日寇炮火所毁了的，不只是一座缘缘堂——丰氏这位文艺
劳者以多年辛勤劳作所得而建设起来的衣食之所，而是他半生理想所寄的精
神家园！
众所周知，缘缘堂尽管赋形于1933 年春，但使用这个堂号，却早在他
28 岁时。1926 年8 月，弘一法师云游抵沪，下榻江湾永义里丰氏所租的寓邸。
有一日，丰氏在小方纸上写下了许多私心窃喜的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许
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随后试抓了两次阄，居然拿起
来的都是“缘”字，于是弘一法师便随缘书写了“缘缘堂”三字，丰氏乃装
裱后钉壁以供。“这是你的灵的存在的开始，后来我迁居嘉兴，又迁居上海，
你都跟着我走，犹似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丰子恺先生后来这样低徊道。
因此，落成以后的缘缘堂，在丰先生看来，简直就是他的天堂：“你是
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我同你相处虽然只有五年，这五年的生活，真
足够使我回想”。你看他状摹的缘缘堂“四时清赏图”是多么的美轮美奂呵
——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
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
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
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
架上常有欢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
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阴
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
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
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
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
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春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
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
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
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就在石门湾缘缘堂这“和平幸福”、“欢喜畅快”、“安闲舒适”和“温
暖安逸”的四时生活图景中，丰氏“读书并不抛废，笔墨也相当地忙”（《辞
缘缘堂》），实际上正是其文艺创作的丰收期。然则早在1926 年，缘缘堂立
名甫始，其主人就把自己创作的散文开始几十年一贯制地以“缘缘堂”来命
名了。
不说别的，单道被结集了的随笔作品，就先后有《缘缘堂随笔》（上海
开明书店1931 年初版）、《缘缘堂再笔》（同上，1937 年初版）、《新缘
缘堂随笔》（稿本，1962 年）、《缘缘堂续笔》（稿本，1972 年以后）和合
选本《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此外还有《缘缘堂集
外遗文》（香港问学社1979 年初版）等。更不必说他当年所写的《还我缘缘
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等辞意激愤的名篇了（均见《丰
子恺文集·文学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
尤其可感泣的是，当丰先生76 岁高龄的时候，竟然在黑云摧城的恶劣氛
围中，利用家居的机会，每日清晨劳者自歌式地进行写作所完成的作品集，
竟然还是以“缘缘堂”命名的《续笔》！而此前三年，丰氏重绘平生珍爱的
100 余幅漫画，结集为《敝帚自珍》时，自序云：“。。旧作都已散失，因
追忆画题，重新绘制，得百余帧，名之曰《敝帚自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