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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印。
据卢前在《图书学大辞典》的序言中自述：“溯吾家所庋书，既毁于辛
亥、壬子之间。甘氏津逮楼先遭回禄之祸，邓氏群碧楼富有善本，悉已输归
枢藏，金陵虽号为‘首善之区’，私家之所藏者，亦仅矣！”其故宅在望鹤
岗原伏魔庵（膺府街）附近，大概祖传藏书毁于1911 至1912 年期间历次兵
匪的入室抢劫。
卢前的刻书大都以其家藏书为基础，然后借用南北方公家和私人藏书的
版本为参考，以集词曲之大成。他自己就曾经这样对他的老师吴梅表白过：
“。。前藏曲不多，大都假诸师友。如《诚斋乐府》、《词脔》，则先生所
藏也；康王乐府、《杨夫人辞》，则潘景郑所藏也。其他诸本，亦皆南北移
录，节衣缩食，勉付雕锼。”（吴梅《饮虹簃曲丛》序）在卢氏为有关集子
所作的跋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记载。所以，王謇（1888—1969）
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说，卢前采用这种工作方式完成任务以后，抄本、
校本和底本必多，则“又为别开生面之藏书家也”。并赋诗道：“书林别话
饮虹簃，全宋词存词说垂。”
卢前十分热衷于收集和刊刻传播戏曲文献，他与皖苏同人还组织过一个
称为襄社的“书会”，每年集会二三次，凡八人，“每集各举所见珍本秘集，
或手稿、传抄、印谱、书画册之属”，并影印大家认可的若干珍秘之本，如
卢前所藏的江苏武进人汤雨生所作杂剧《逍遥巾》等。他在1951 年去世以后，
因为其家经济窘迫的缘故，由先期接受“思想改造”以后，被安排到长春师
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圭璋教授作介绍，将其藏书全部捐献
给该校图书馆，后获奖旧币500 万元。此外，也有部分图书流散到南京的书
肆中。
这部《卢冀野评传》，分为“家世生平”、“著作述评”和“年表书目”
三编，对卢前的生平事业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述，是作者朱禧先生经过多
年努力采访其后人、寻访其文献之后的精心结撰之作。他试图通过本书，“抛
砖引玉，引起大家对卢氏的关注”，其旨甚善。可惜全书篇幅太小，未能尽
述卢冀野的事功和学问。
作者在《卢冀野家世生平》一编的末尾写道：“卢冀野曾写过一首《感
逝》诗纪念友人：‘等似萍浮最可哀，是非身后亦尘埃。旧时淮水东边月，
曾照行吟侧帽来。’若‘淮水’两字换成‘秦淮’，我觉得，对他自己倒也
适用。”可谓知人知世之论。
（1997 年7 月2 日，下午）
《二流堂纪事》
日月如梭。30 年前，《人民日报》在12 月13 日那天，以全版位置、特
大字体和通栏标题，刊发了一篇洋洋七八千言的题为《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
乐部“二流堂”》的文章，从而向进步文化活动家唐瑜先生牵头的重庆文艺
工作者雅集处“碧庐”（即所谓的“二流堂”）吹响了“文攻武卫”的进军
号角。。
由此12 年过去，当这份报纸再次以醒目位置刊登出中国国家文化部为之
“平反”的报道之前，所谓“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早已成为
一个面目全非的“政治怪物”了：“‘二流堂’却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竟
然演变成煞有介事的被假定的实体，甚至轰动一时，谈虎色变。可谁也说不
清哪年哪月成立，究竟有多少成员。”（黄苗子、郁风《二流堂纪事·代序》）
由唐瑜所著的《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年4 月版，大32
开平装，432 页，定价17 元）一书，以当事人的身份，详尽地忆述了“二流
堂”的来龙去脉。“你不谈政治，政治却偏来惹你”。这是唐瑜先生晚年总
结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慨之言，也可以说是“二流堂”一案的历史症结所在。
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者姜德明先生在谈及唐瑜其人、“二流堂”其事的印象时
所说：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
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吃苦不浅。“文革”中，“四人帮”关他进“牛
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二流堂纪事·唐瑜印象》）
“唐瑜最恋朋友”一语，生动地道出了唐瑜生平最喜结交朋友的性情。
对此，吴祖光先生曾比之为战国时代的以好客著称的孟尝君，说他“赫然重
现尝君之风度于当世”。夏衍则说：“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
了！”从唐氏友朋们的谐谈笑语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个当代“孟尝君”的事
迹，主要是在抗战期间，不遗余力地为当时困厄中的文艺界朋友荫庇造福。
唐瑜新造了一所小屋，因为有当时流落重庆的著名演员凤子、音乐家盛
家伦和画家丁聪在此客居，主人便同朋友们共同在地毯上打铺。也许是受此
启发，从此他“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为了夏衍一家四口有个安身立命之
地，他便售出其华侨资本家的哥哥赠送给他的金梳子，盖成了两间“依庐”
（实为战时重庆穷困百姓土法建造的一种泥巴墙、竹编架式的简陋房屋），
容留夏衍在这里为抗战文艺活动一直工作到日寇投降。他还曾卖去一辆豪华
型汽车和一家电影院的股份，“亲自绘图设计”，为“无室无庐”的朋友们
建造了一间大厅和若干小房间，称为“碧庐”。一时间“呼朋引类，让当时
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二流堂’”。
唐瑜就是这样积极地为穷苦朋友们营造栖身之地和聚会之所的。夏衍先生在
《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回忆道：
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
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
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重庆谈不
上有文艺界集会的地方，朋友们碰头的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
有“莫谈国事”的招帖，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
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集会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处地方，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人物，却在1955 年“肃清反革
命”运动和1967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成为无情打击的对象。以致
于这位被称为“二流堂堂主”的唐瑜先生，在晚年痛定思痛地写道：“住过
‘二流堂’的人，真为盛名之累，有人甚至以为这些人是在那里泡抗战，。。
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
得名也不过是一时偶然的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
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纷纷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
是我多事之罪也。”（《二流堂纪事·堂主自述》）这话是实在的。据说，
就在1976 年的七八月间，江青还曾咬牙切齿地表示过：“‘二流堂’的人坏
透了，我一个也不要！”（《二流堂纪事·文革除夕》）因此，要不是“四
人帮”适时地被打倒，这些同“二流堂”有关无关的人士，恐怕还“有不少
人将被送入监狱或者流放北大荒，继续劳动改造”的。
这里之所以用“同‘二流堂’有关无关的人士”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
“二流堂”虽然源起于抗战，闻名于重庆，但它的知名度溢乎文艺界而在建
国后声名远扬，“却是在‘文革’期间，网罗（进）了大量的文化、艺术界
人才，而这些入堂的人，又都是瞒着‘堂主’，由江青及其手下的人办理的。”
（《二流堂纪事·第五十天》）据说，当时凡是为“女皇”所不喜欢的人，
都被指名送入此堂，而且还无中生有地设立了港、澳“分堂”。夏衍不消说
了，他被捏造为“‘二流堂’的黑帅和后台老板”，叶浅予被指称为“二流
堂干将”，丁聪则被冠名为“二流堂神童”（《二流堂纪事·在革命小报上》），
事实上，他们同“二流堂”的关系并不很大。当时被肆意网罗入内的，还有
潘汉年、陈沂、于伶、郁风、周扬、丁玲、张仃、聂绀弩，甚至田汉、陈白
尘、司徒慧敏等人。有这么一大批文艺界“精英”无端地登堂入室，难怪江
青要发出切齿恨声。
其实，从私造的“碧庐”到得名“二流堂”，实在是有着一个“革命化”
的背景的。据说是因为郭沫若到此地来会朋友，闲谈中说到从“革命圣地”
延安流传到重庆的“秧歌剧”中，曾有一出在《新华日报》社上演过的《二
流子改造》。郭氏想到栖居都市中的这些没有固定职业、毋需定时出勤、生
活自由随便的文艺人，正犹如陕北整日在乡村里流荡的“二流子”一般，便
触景生情，随口“幽”了一“默”：“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当时在座的人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想要请他留下墨宝，藉以自嘲——这
就是从“碧庐”成为“二流堂”的真实背景。实际上，当时这一出典，如果
被就在20 多米开外的山坡草棚（实系“特务站”）中的“打牌人”就近侦听
到了，这些“堂中人”，是毋需等到20 多年以后再“蒙难”，就足以让这些
“堂中人”，一个不漏地先到歌乐山上的“白公馆”里去歌哭一番的。
关于唐氏“二流堂”对当时这些流亡文艺工作者的意义，除了在生活危
难之际“大庇寒士”的实际帮助以外，还有在艰险时势中相濡以沫，砥励气
节，以“欢颜对劣境”的精神功用。因此，乔冠华1948 年在香港还表示过对
它的好感：“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