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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无能官僚！从而也就匠心独运地从一个有意义的角度，写出了当日社会遍
处污吏、贪官、昏僚以及他们“积火将燃而寝薪作乐，大厦即倾而处堂为安”
的真面相，暗示了社会再创造契机的日趋成熟。
关于创作和出版《劫收日记》的意义，曾写过讽刺喜剧《升官图》和《天
官赐福》（此剧写成后尚未开排，即被当局查禁）的陈白尘先生在为该书所
写的序中有过一个很好的说明：
。。整个国民党从上到下的机构都在参与制造这一“劫收”的灾难。同时，国民党
也就把因“惨胜”而骗得的一点“民心”丧失殆尽！解放战争一打响，它虽拥有八百万大
军，但从民心的向背看，不用智者，谁也预测到国民党走向灭亡之路了。只是没有预测到
它灭亡得如此之快！说国民党在大陆上覆灭的根子从“劫收”时就埋下了（也许更早），
想也是可以的。
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胜败存亡气数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劫收风波”
作因果联系，这是很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的。
时至革故鼎新的今日，我们重读《劫收日记》这个发生在40 多年前的故
事，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论者不得而知。然而谢桑以“接收”起家、“劫收”
亡命的故事，确实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当日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公例（1）”，
至于李氏所说的“厚黑公例（2）”，则就未必应验了。因为书中劣迹斑斑的
形形色色人物尚多，但其中只有谢氏一人稍受惩戒（当然还是为了“靠山不
铁”、“棋输一着”的缘故；再说，谢桑的顺利出逃，实际上也未尝不是当
局为这些硕鼠网开一面、怂恿保护的结果），其余的不仍旧以官员的身份，
代表着国家和政府，在执行着“公务”么？
然则以宏观和历史的观点来看，那么，作为服务政界的一项颠扑不破的
通则，“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和“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陈
毅《感事书怀》），似已早有重提的必要了。
（1989 年9 月，南京大学桃园南楼）
《搬家史》
在安土重迁的国人心目之中，一旦搬家，往往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是日子好过的一种吉兆。这从“乔迁之喜”这句古老成语中可以约略看出。
然则以“搬家”为题的散文古已有之，由于个人和世道的种种变故，从一地
搬迁到另一地，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以“搬家”为史的专书，却是旷古未
有的作品；何况作者又是国中藉藉有名的萧乾，何况萧老又在作品的最末一
行，郑重地写上了“为纪念难忘的1957 年30 周年而作”这沉甸甸的十几个
字！
因此，当你拜读《骆驼丛书》之一的这部薄薄的《搬家史》（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7 年8 月初版）时，你的心情一定是不会轻松的。然则当社会个体
的搬迁小事，大至可以写成一部专书的时候，那么这就绝不是平淡无奇的个
人遭际了，其间必定还密切地联系着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局。萧乾先生的《搬
家史》的可读之处也正在此。
在该书七篇不足6 万字的篇幅里，我们虽然找不到多少作者关于个人身
世出处的怨艾，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国家民族的激昂言语，虽然多的是一个老
知识分子的宽宏和一个作家的理解，然而，那由个人命运所折射的那种时代
的变故、社会的悲剧，却还是分明不差的。萧乾先生说：
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
会的演变。
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
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序》）
《搬家史》叙传的是这样一番经历：当1949 年履新的祖国在北方向一位
青年文化人敞开怀抱的时候，作者便“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一心奔回到自
己的出生地——北平”。他怀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
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
作。”
初返祖国，在新北京，他的心情是“激动和好奇”、“感到自己在受到
重视”（《服水土》）的。然而好景不长，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便在“三反”
运动中，首先领略了“革命的残酷面，就开始害怕起来”。害怕是有道理的，
再以后的日子便是最充分的注脚。除了1955 年一度被公正鉴定以后，过上了
一段极其短暂的自由平等的日子外，此后历1957 年的“反右”和1962 年的
“反修”、1966 年的“文革”，真个是每况愈下，越来越惨，终至于从1957
年末下放劳动时的“妻离子散”（《以场为家》），落到1973 年“五七干校”
后的“无家可归”（《终于又有了家》）的地步。此后，几经折腾，反复奔
走，这个以追求一个“稳定可靠的家”为初衷的“归鸽”，终于又有了一个
家。
然而，那是个怎样的“家”呵——“多亏了这个8 米的门洞，。。可是
这里还是没有洁若（其爱人）的容身之地。从73 年到78 年的五年间，她每
晚就只好在办公室用八把椅子为自己搭个床，日夜地工作。。。有了门洞虽
说就有了个家，可一家人仍无法团聚”。（同上）于是，“有个很好的家，
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就成为他的最高憧憬了。读了这些并非恍如隔世的
真实故事，善良的读者是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泪的。终于，到了他回到大陆的
第34 年后，也就是公元1983 年，他才混上了一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
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家史》当然是一部萧家的搬迁史，然而事实上，更是一部当代知识
分子的辛酸史。阅罢这个真实的关于一个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的遭遇，实际上我们已不难认识到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不正常的源
流，以及当今许多社会病的症结了。这在第二篇《在大酱园子里》、第五篇
《又没家了》等篇中描写分析得比较深刻。
经历了政治的风波和人事的挫折，萧乾也从“书卷气”中明智了起来，
一度追随起“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世俗哲学。如在1955 年即已体会到：“尽
量不写信，也不保存朋友们的来信，免得相互牵累。倘若非写不可，也只限
于事务。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在大酱园子里》）熟悉现代文
学掌故的人都会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曾这么干过。到
了1961 年，则“我那时已学得什么都装在肚子里，谁也不信任了”（《以场
为家》）。再后来便产生了“飞跃”，认识到：“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再
也不可躺倒挨打了。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避风港》）诸如此类。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在非常时代的压迫下，一个文人心灵被扭曲异化的历程。
作为一部真实反映生活现实的书，《搬家史》所涉及的人，大多至今仍
健在，而且活得很滋润。惟其真实，以萧老狷介耿直的本性，笔触之端自然
不免伤人。从这一层意思上讲，这部书也许会如作者所预计的那样，会“冒
点风险”的。
然而，既然社会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然时节又恰逢“难忘
的1957 年”的30 周年，那么有此一部书又有何碍呢？冒点风险又有何惧呢？
因为有了它，可以“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
受到的稳定日子”（《终于又有了家》）。这正是一个历尽沧桑的长辈的诚
意。
让我们同萧乾先生一起衷心祈祷“居者安其家”这种美好生活的来临吧，
让我们衷心祝福那怀抱着“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而飞返祖国安
家的信鸽吧，我们多么希望这部空前的“搬家史”，是一段永远绝后的历史
呵。
（1988 年10 月2 日，北京西城灰楼）
《李方舟传》
同任桐君女士的《一个女教师的自述》所不同的是，《李方舟传》的传
主并没有任女士那般豪气干云的心志和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正如《李方舟
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2 月版，大32 开，平装146 页，定价11。50
元）的作者朱东润先生在书前书后所陈述的：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
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
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已的手
中。
为了国家的需要，她办过缝纫组，她办过食堂。她曾经在第一宿舍担任居民小组长，
因为缺人负责的关系，她跨过马路，到第二宿舍再兼任一个居民小组长。为了食堂的需要，
她一天亮就工作，除了午后略为休息外，又从下午起再一直干到晚上。至于在泰兴办缝纫
组的事，那更不必说了。。。在国家需要我从泰兴到四川工作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让我
走了。我还有些留恋，但是她却肯定地让我走了。。。然而，这样的一位家庭妇女，竟被
威逼到自杀的地步。
朱先生在这里所指称的“她”，便是本书的传主“方舟”。而传主的原
型，就是朱先生的夫人邹莲舫。所谓“方舟”，即是“舫”字的左右拆字；
而作品中的“敦容”，则是作者自己，取其名字“东润”二字的转音而来。
古来“悼亡”之作大多走的是悲婉凄清一路，像朱东润先生这样，怨而不哀、
愤而不悲的传记作品，尚不多见。
《李方舟传》部头并不大，虽然号称传记，实际篇幅却不足10 万字，不
过是一部“小传”。这部小传分为9 章，其篇目依次为《方舟的家史》、《方
舟上学》、《结婚以后》、《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敦容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