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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上学》、《结婚以后》、《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敦容的归来》、《敦
容去得更远了》、《四川的归人》、《大爱和小爱》，以及《在大跃进的年
代及其后》。生活中的邹莲舫女士，是在1986 年11 月30 日下午在家中自尽
弃世的。但是，作品却只写到1965 年12 月6 日老夫妇俩为庆祝敦容70 岁生
日，而同游上海郊外的古漪园，听到当地女艺人呜咽悲苦地弹唱“自谓身世
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那首曲子后，双双怅惘离开为止。
意味深长的是，《李方舟传》是朱东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悄悄
写定的，但是当“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1979 年间，他宁可为此增写一篇
不短的“后记”，却没有将方舟那最后三年，受他这位所谓的“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的株连而遭受迫害，卒至自绝人世的生活历程补叙出来。这位
传记文学的资深学者，终于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不可弥补的空白。
诚如传记作者所言，李方舟确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不正是千千万万的李方舟们辛勤地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
而推动着民族繁衍、人类进步的滚滚车轮吗？那么，作为民族脊梁的一分子，
她们的终于被压垮摧折，究竟是“谁之罪”？
朱东润先生没有说。他只是在《序》中特别地交待，1965 年“古漪园中
的秋游是实写。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贪图温馨的秋阳灿烂的秋色。勤劳壮健
的劳动人民，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时代”。而“是不是我们可以
一路平安地走下去，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他又在《后记》的末篇中写道：
“1978 年，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人重见天日了，许许多多的冤案、错案、假
案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是‘真革命’了，许许多多的‘右派’是
‘左派’了，许许多多不是共产党员的人经过审查和考核，被接受为‘共产
党员’了。天下变了，然而这一切，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真是不
堪回首，欲说还休。
看来，朱先生实在是不情愿说，似乎他也无颜补叙从1965 年以来的那段
包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人民惨史和民族浩劫。他宁可为读者留下一个包
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善良的人们，对“蒸蒸日上的新时代”的希冀和向
往。倒是为《李方舟传》一书写作《前言》的朱门弟子章培恒先生在文章的
结束时，感愤难抑地向世人道明了他的老师为“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
作传的真谛——
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一个生命的不自然的毁灭，总能使人憬悟到一些什么，
多数读者在读完了本书以后是会有所得的吧。
（1996 年9 月18 日）
《风雨中的雕像》
《风雨中的雕像》所展示给世人的并不是一组人们陌生的形象。邓拓、
吴晗、田汉、老舍、赵树理、冯雪峰、胡风、萧乾、黄苗子、郁风、刘尊棋，
我们虽不能个个道其生平事迹之详尽，但其人生遭际、道路始末大抵是知道
的。所以，这是《风雨中的雕像》一书的易于被人忽视处。
但是，假如你随意打开书中的一页，用上抽几口烟的工夫仔细地来读上
几行，那么，你会强烈地感受到此书字里行间的与众不同之处。原来作者李
辉对这十来位文化人的后半生的叙说演绎，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跌宕起
伏的，贯注着作者的感性理解和理性思考的。“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风
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年1 月版）因此也就有了看头。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谨以此
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这是作者用沉重的笔写在本书扉页上的
《题记》。由此不难窥见作者在写作书中那一组组文字时，心中激荡着的情
感波澜和蕴含着的庄严使命。为此，当作者把此组文章结集为本书时，终于
欲说还休，竟然没有片言只字的前言后语来作一常规性的交待。莫非当作者
的文心笔胆随着本书中那些多灾多难的文化人的厄运而奔腾起伏过后，终于
只剩下扉页上这41 个字了？
《风雨中的雕像》是以人物的主体精神为脉络，精心梳理编结而成的文
化随笔。作者咀嚼着“那个时代”的晦涩，饱蘸着人物命运的苦墨，凝神于
传主遗留下的照片墨迹，在一个新的视角和层面上，为我们重现了落难中的
一代文化名人，在那特定年代里的不同神采风致。
于是，在李辉的笔下出现了“总是承受着精神矛盾，为他所追求所忠诚
的理想和事业忘我工作”的邓拓（1912—1966）；“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
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的吴晗（1909—1969）；“他不奢望
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的老舍
（1899—1966）；心灵“在时代重压下悸动”的同时，“善良和天真，在一
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磨，被淡化”的萧乾；“仍然保持着艺术家的气质，
个人的性情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完全被岁月和政治风雨侵蚀殆尽”的田汉
（1898—1968）；“一个在历史烟云中没有失去自我”，并从而拥有了一个
“思想者的勇气”的赵树理（1906—1970）；“不会如同真正具有政治家气
质的人那样，将个人色彩淡化到最低限度，让个人性格、个人情绪，完全消
融于政治需要之中”的冯雪峰（1903—1976）；“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候，
凭做人的原则，凭一如既往的倔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的胡风（1902
—1985）；“一直把文化创造视为神圣事业”而不得不“走进苏东坡的世界”
的黄苗子、郁风；一个当年闻名报界的记者，《联合日报》、《晚报》的创
办人，“却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办了7 年的狱中黑板报的刘尊棋。。凡此
人事，作者都从不同的方位上，对他们表现出了博大的同情和深邃的理解。
《凝望雪峰——关于冯雪峰的随感》和《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
是本书中两个重要篇什。在这里，作者所努力着眼的，往往是“一个特殊的
文人性格”（《凝望雪峰》）。尽管作者曾经这样表示过：“我们没有他们
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
站立在岸边观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地
冷静。”（《书生累》）并自励道：“。。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超脱，多一
些理性的目光，在不同人的历史遭际中感受他们，理解他们，由认识性格而
走进历史深处。”（《凝望雪峰》）
然而渗透在对人物故事客观叙说中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使《风雨中的雕
像》的作者，常常发生超越出具体人事的跨时凌空式的感喟，从而让这部书
增添了几多凝重的心灵震撼力。如在《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一文中，
当谈到吴晗曾经从旧书摊上购到过一册《碧血录》，“似乎是这样一些东林
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胡惟
庸党案考》（1934）时，善感的作者不禁心旌激荡，在键盘上用力敲下了这
样一行又一行的文字：
他是青年。青年应该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
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
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
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
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
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将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
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当然，这自然也可以看作是40 初度的《风雨中的雕像》的作者，关于撰
著本书中各个篇目时的心灵自白。
假如说一切的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我们必然承认，随着《风
雨中的雕像》一书的一印再印（今年1 月初版印行6000 册，至4 月就又加印
了1 万册），李辉先生对“文化大革命”中蒙难文人研究的成果，对于认识
中国过去和警戒未来，都不会是无声无息的，它将发挥出足够的思想力量。
这是因为，作者在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旧日人物的采访、对社会悲剧的追
索和对文化因缘的考察之后，所刻意写下的这一篇又一篇随感，已经超乎寻
常的书斋学问之上，而落实到对社会走向和人文取向的终极关怀上。
仅就案头学问而言，作者通过自己对人物遭遇的思索所提出的一些问
题，已足以构成一个个人物的研讨课题。如作者注意到：“在二三十年代中
国文坛，留学欧美或在欧美逗留过的人，几乎大部分不属于左翼，这与留日
学生构成左翼队伍的主体，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或者是被作为资产阶
级的代言人受到攻击，或者被认为作品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而被贬
斥，或者因埋头于故纸堆钻研学问而被批评为与时代脱节。他们同样是一串
醒目的名字：梁实秋、林语堂、冰心、徐志摩、闻一多、宗白华、巴金、朱
光潜、梁宗岱、冯至、老舍。。”（《落叶——关于田汉的随感》），到了
“文革”时期，“作为一面旗帜，鲁迅仍然被高高地举起。可是，他所代表
的30 年代左翼队伍，却偏偏全军覆没”。（《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
随感》）其故安在�